【新唐人2013年11月24日讯】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也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晚年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
艰苦求学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的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之后，他又作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
葛洪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终日多是骑马、射箭、习武、游玩。然好景不长，年十三岁时，其父葛悌受晋朝的南迁势力排挤，郁郁不得志，死于邵陵太守任上。由于其父一向为官清廉，毫无积蓄，一下子就使身后的孤儿寡母陷入困厄之中，葛洪与母亲扶柩还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樵生活。
葛洪自幼十分好学，他在农樵之暇，背着书籍，不远千里，艰辛跋涉，借书览阅，问学解疑。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易经》《诗经》等经史书籍。通过数年如饥似渴的苦读，他从正经、诸史百家之言直到各类短杂文章，读书不下万卷，为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葛洪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喜爱道教的神仙之学、导引之法，即养生长寿的方术，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济世救人之术，因而广泛涉猎，搜求古方，探讨各家学说。葛洪的叔祖父葛玄，是三国时著名的神仙学术士（道士），道教徒尊他“葛仙公”。葛玄有一套炼丹的秘术传给了他的弟子郑隐。郑隐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深通道家修炼之术，八十岁尚身轻体健，满头乌发，能饮酒二斗不醉，数日可不食也不知饥。葛洪拜郑隐为师，学习诸子百家典籍。郑隐有弟子五十余人，独对葛洪最为青睐，不仅把平生所学均予传授，还让他博览道家秘藏二百余卷，使葛洪对道家的修炼之术尽得要领。
此后，葛洪又师从南海太守鲍玄。鲍玄亦是当时一位大学者，精通养生、医药及占卜预测之学。据传鲍玄能相面知命，他见葛洪相貌清奇，深为器重，不仅对葛洪悉心指教，而且将女儿鲍姑许配葛洪为妻。鲍姑尽得父传亦深谙针灸之道，首创我国艾灸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灸治学家，史称“鲍姑艾”。鲍姑与葛洪互相倾慕，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共同切磋学术。
道教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他把金丹理论与养生之法和炼丹方术紧密结合起来，在他关于如何服药及如何炼丹的大量论述中，包含了不少在医学、药学、养生学、化学等方面很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还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医药学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他不仅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种病，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恙螨）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东南亚一带、台湾和东南沿海各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
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
早期化学家
炼丹术在中国发展得比较早，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人们在炼丹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他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
“业余”发明
葛洪除了对医学和炼丹术有独特的贡献之外，还有一项鲜为人知的发明，那就是利用黄璧汁染色，制出了我国最早的染色加工纸——黄麻纸。
传说葛洪有一次去野外采集药材，他看见一药农正在剥离黄檗树皮，便问起原由。药农说，这种黄色的树皮，能够杀灭小虫子。葛洪听了半信半疑，便随手采撷了一些，拿回去做实验。（黄檗又名黄柏，为芸香科植物，其树皮中含有小檗碱、棕桐碱和黄柏碱等化学成分。黄檗性寒、味苦，具有清热、泻火、解毒之功效。医学上主要用于治痢泻、赤肿、口疮、黄疽等疾病。）开头，他把树皮放到屋角边有虫子飞舞的地方，很久不见效果。葛洪想或许这样做很难成功。于是，他把树皮捶碎，用水煮开，溶出黄檗，便成了一种黄色的汁液。再拿出一张张白麻纸放在汁液中浸渍一下，然后放到阴凉处晾晒，于是便得到一张张黄色纸。
按照葛洪最初的想法，是利用黄檗的杀虫性能，制取一种能驱虫的纸。正如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所说“染以黄檗，取其辟蠹”。但未曾想到，制成的却是被染成另一种颜色黄色的纸张，别具一格，别开生面。一些朋友见了，大加赞许，并纷纷拿来麻纸，请求代为加工。一时间，“人人争说黄麻纸”，弄得朝廷上下都以用黄麻纸为荣。因为黄麻纸外观既比普通麻纸美观，又具有防虫避蠢的功用，所以不论在后来唐代的古籍中、传世或出土的实物都证实了黄麻纸的作用及影响。以至于长期在我国各地流传利用黄麻纸“护书”（书中夹数页黄麻纸可避蠹）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