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8日讯】【导读】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一大批年轻人被无情的下放到边远地区，并将他们的才华和青春，甚至生命一同埋没在那里。本文通过作者的纪实采访，还原了一个上海知青的悲惨遭遇，这也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缩影。
帅气的旗手
由昆明往西双版纳去的路上要途经一小镇—普文。小镇在思茅过去没多远，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探求上海知青陆宝康案件时，得知当年他就在普文劳改农场服刑，并在那里出的事就此结束了生命。他是犯什么事被关进去，又为何被枪毙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的1000名知青乘专列从北火车站开出。列车上，一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个子高高的（1米75，在我们那个年龄里算高的）小伙子引起了带队知青连长周公正的注意。此前连长已准备了一面大大的红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这小伙子脸上带着腼腆，但军人的服装平添了他一种帅气和精神。 “对，就是他”。连长想像的旗手就是这样的：既有点书生味道，又威武的像个军人，带着蓬勃的革命朝气。他的形象符合了这支刚从学生踏上社会的队伍。这样的队伍需要一面鲜红的旗子引路，同样需要一名帅气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陆宝康，17岁，闸北17中67届初中毕业生，家住闸北区，天宝里。
在1000人的队伍里，担当旗手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羡慕呵！每逢队伍行走的时候，陆宝康总是抬头挺胸，一身军装，左肩斜背着军用书包，右肩斜背着军用水壶，二条背带在胸前组成一个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杆。红旗哗哗地在他头上飘动，豪情溢满他的胸膛。
到农场后，旗手的任务就此结束。 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个生产（连队）。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新的生活。陆宝康被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四队是一个老连队，职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云南和湖南来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满了，陆宝康就同另一个知青安排在连队的一角紧靠仓库旁的一间草房里。
下乡不久，一次队里组织剥花生（做种子用），剥完的花生就堆放在仓库里。这仓库实在简陋的很，竹排墙上有一个连牛都跑的进去的大洞也没修复。队里不当回事，因为没人会去做偷窃的事。虽说生活艰苦，但那时人极守规矩。那晚，陆宝康与同一房间的叶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么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离他们太近了，就在他们房间边上的仓库里。二人说干就干，很方便地从那洞口里进去。用茶杯装了半杯花生米。为了表明这样做不是偷窃，他们留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今天拿花生一点，留下人民币2元。因为怕别人认出笔迹，陆宝康自作聪明用左手来写。这点花生如果算价钱的话，大概值5毛钱，留下2块钱可算是高价买了，他俩觉得心安。拿回来后，房间里没锅没灶，二人用旧报纸烧烧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连长宋正杨从留下纸条上立刻怀疑是他们，因为老职工不大会做这样的事，如果做了是不会酸溜溜的留什么纸条的，他俩的住房紧靠仓库，理所当然地成了怀疑的主要对象。当 晚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批评。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陆宝康干的，此事一段时间成了全队的笑柄。此后陆宝康一直闷闷不乐。
刚下乡那阵，许多知青都急于要表现自己，积极要求上进。不管是出于虔诚的信念、青春的热情或是投机的心态。总之，大气候是热情向上要革命的。当然还 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陆宝康不糊涂，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对生活的要求。对那些热情上进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认同，又不想去投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这些个人的理想同现实又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于是，在连队这个劳动集体里，陆宝康慢慢地同大家疏远了，变得不大合群。他变得忧忧寡欢起来，在集体里显得另类。每天的劳动都去，慢慢地干，没有激情，吃力了就自己休息。给人的感觉有点出工不出力。
同时，他有一个可以收听到短波的小半导体（那个时候算很不错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听国外的电台，学学英语。国外电台广播的东西同他个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觉得人家讲的有道理，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想。慢慢地认同并产生了交流的愿望，于是按照广播里给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规矩地写着： 寄香港xxx信箱。信里他谈了知青生活，说是实在太苦了并留下了真实的地址和名字，还夹寄了一张半身照片（也有人说他信中要求得到经济上的帮助）。那年头这叫“收听敌台”，是一条罪名。这封信怎么可能寄的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转到了国家安全部门手里，安全部门满当回事的派人很方便地找到了他。谈话下来，觉得怎么也不像个阶级敌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知青，天真幼稚，实在是没事找事干，让他们白忙了一场。他们失望而不满地走了，临走仍下一句话：免于处分。免于处分并不等于没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收听敌台的名声算是众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未公开处理的坏分子。
接连的打击
日子就这么艰难地熬着。期间，有人通过关系、权利悄悄地走了，有人被推荐上大学很容光而幸运地走了。每一个脱离农场的人都给陆宝康带来失望和痛苦的感觉。对于这个强大的社会机器来说，陆宝康觉得自己渺小和无望。人也变的越加孤独和自闭。
对于陆宝康，同队的北京知青刘玲是这样的印象：（陆宝康）是个半疯，除了干活儿还算正常，其他一切全都疯疯癜癜，不着四六。性格极为内向，在我影像里，这些年来好像从没听他说什么，连家长里短的闲话，他都不说。原分场保卫干事陈仲贤在《殇逝》中是这样描写的：沉默，少言寡语，埋头学英语，收听境外广播，不与人交往，有时还会自言自语，自己痴笑，完全沉湎于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对于陆宝康是否精神上有病的问题，我问了潘根发（上海知青，与陆分在一个农场）他说：“没有，绝对没有。那时我们俩常交流学英语的体会，陆宝康还用英语背老三篇。”
总于有了一次机会，75年农中缺英语老师，有人提到他，场部领导也曾有打算调他去，他英语完全是自学的，当时农场里有几个人会英语呢？他觉得这沉闷到令他窒息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苦了多年后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脱离单调粗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同自己的理想搭那么一点边。他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 等待着。他又不会去做一点背后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待。谁知，此事竟不了了知。我想可能与他“收听敌台”有关。反正最终没有调成。可想而知，此事给了他多大的打击，他仅有的一点小小的希望也未能满足。得知当不成老师后，他闷在房间里一个星期，竟几天不吃饭。
惹祸的大字报
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谁知这么一来就与“文革”中产生的东西发生了冲突。毛泽东不满了，他不能容忍邓小平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等人又常常告状。于是在75年11月全国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按理这最上层领导的斗争与小老百姓沾不上边，何况云南农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紧跟国家政治形势方面农场当官的一点也不落后。因为这批人本来就是靠政治斗争上去的，对政治敏感的很。于是上情下达，步步紧 跟。每个连队在劳作之余均要学习报纸文章，山墙上总有大标语同中央的政治运动保持一致。陆宝康所在的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也不落后，除了大会学习外，还特别规定了每个班组写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陆宝康所在班的副班长武庭俊是一个69届的上海初中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实际读书也就在小学水平。班长干活一般，写个什么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他也懒得写，谁知道什么“左倾”、“右倾”的，于是想到了陆宝康。陆宝康虽说干活不行，但毕竟是老三届，平时不声不响但喜欢看点书。班长叫他写，陆宝康推脱不掉，于是一挥而就写了整整三张纸，写完后放在自己的箱子里，自己也忘了。在副班长的要求下，三天后贴在了进连队路边的山墙上。那么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呢？据潘根发回忆：76年初在景洪的拘留所里，潘根发突然发现了同一个连队，且是同一批去云南的陆宝康。于是又惊又喜地上前：“哎？！你怎么也进来了。”陆宝康憨笑了一下说：“我也不晓得，队里反右批邓，班里要写批判稿，班长不会写，叫我写，我不肯，他们来劝我，我就写了。我也没有写什么，只不过把我自己想法写上去，我认为邓小平也没什么错。他们就把我弄进来了。”
对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76年初的一个早上三四点钟吧。一个上海知青懵懵懂懂的提着马灯去伙房烧早饭，当他走进伙房时，突然发现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提起马灯一看：标题和内容没细看，但见下面署名是“打猫战斗队”。一看到这几个字立刻把他吓得不轻，谁都明白这“猫”即是那“毛”。那年头这相当于反动标语，搞不好要杀头的。于是提着马灯直往副指导员家奔去，副指导员从睡梦中被叫到现场，将大字报拿下卷起。第二天由指导员赵家才带着“罪证”向场部报告，很快就查明是陆宝康写的。事后场部保卫干事去连队，拿走了作案工具：毛笔和墨汁。陆宝康被带到场部拘留。案件重大，场部立刻向总场报告，总场也觉的事情严重，于是向洲公安局汇报。最后这事直接由洲公安局出面将他押到了景洪拘留所。对于大字报的内容询问过当时保卫干事陈仲贤，据他回忆：那么多年过去，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应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像是为邓小平说好话。主要问题是出在落款“打猫战斗队”这几个字上。
几个月后，为了这一张大字报，陆宝康的判决下来了。据潘根发回忆，判决词的基本内容是：长期以来放松思想改造，思想反动，反对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方针。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邓小平鸣怨叫屈，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天安门广场事件遥向呼应。 （指76年4月5号天安门广场事件）但念他是知青，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无直接联系，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原上报死刑，云南省高院未批准）判决后约半个月被押送到普文劳改农场五队服刑。
未完待续
原题目：一位知青只因写“打猫”二字便遭枪毙 有删节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