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5日讯】【导读】傅作义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1月底中共军队占领天津后，接受中共的条件，率25万北平守军投诚。然而，他的亲人的悲惨命运令人唏嘘。
（接上期）
傅作义的“海归”弟弟傅作恭
成为“右派”的“海归”
中共建政后，傅作义当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他的弟弟傅作恭此时是留学美国，已在美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傅作义曾多次写信动员傅作恭回来报效祖国。 50年代初，傅作恭听了哥哥的话，不贪图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回到北京后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持。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1953年2月来到兰州当上了水利工程师。谁能料到，当傅作恭投身水利事业，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奋力拼搏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
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傅作恭也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几条意见。时任甘肃省委书及张仲良要搞一个“引洮工程”，傅作恭以技术层面提出异议：搞这项大工程，当时甘肃的经济、物质、技术各方面还不具备。他引用别人说的一句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来批评甘肃水利厅领导的决策。这本来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目的是帮助党改正错误，更好地发展。孰料风云突变，毛泽东巨手一挥，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的“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傅作恭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毛泽东1957年通过反右运动把奉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后，又于1958发动了“大跃进”。在“大跃进”中，中国人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违背自然规律蛮干，最终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于是，全国性的大饥荒来了。
饿死后尸骨无存
在这场大饥荒中，所有中国人都在挨饿，本来就已经是“贱民”的右派在饿肚子的同时还要在劳改农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日子就更加难过了。傅作恭有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大高个儿的他，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的生活。傅作恭只好写信向身居高位的哥哥傅作义求救，他在信中对傅作义说：你给我寄点粮票，寄点钱，我吃不饱。
可是傅作义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不相信弟弟在信中对右派生活的描述，粮票也不寄，钱也不寄。就回封信严词训斥弟弟说“我不相信共产党改造你们思想会让你们吃不饱。”没有得到哥哥的帮助，傅作恭后来饿得什么野草都吃。一九六零年三月，傅作恭再也无法在饿肚子的情况下支撑高强度的劳动了。同是右派难友的美学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赵来苟汇报说：“傅作恭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赵来苟说：“谁让他当右派，他如果不当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好东西。”
傅作恭只好继续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他背着草筏子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告诉管教干部赵来苟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他命令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围成一圈，前面绑着半截绳子，后边也绑着半截绳子。傅作恭仍然背着草筏子，前边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走不动跪倒在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将他拉起来继续向前走。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 了。当难友们把他拉到新添敦的时候，原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劳教份子刘逢举走过来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在此情况下，中共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 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 ”此时，傅作恭已经死去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最后，傅作义脾气出来了，骂道：“连国民党时代的监狱，也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作为亲属来了，连亲人的尸首都见不到。”
手足情深，傅作义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弟弟作恭曾来信说起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并请求自己的支持，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当年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傅作恭是爱国的，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美国优越的物质条件回来报效祖国，可是中共并不爱他。傅作恭的遭遇并不孤单，中共建政后，很多在海外已经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都出于一颗立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来建设落后的祖国。可是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但使他们报效祖国的梦想破灭了，而且连性命都赔上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