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一九五八年的失误。他在七月十八日、十九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注一百零三）
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二十三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三十公里”的人中的一个。（注一百零四）
二十三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注一百零五）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八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十月九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一九五九年二十二期上。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注一百零六）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但毛泽东还是记住了他的右倾之表现，后来批林彪、陈伯达时又重提此事。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注一百零七）
七月三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注一百零八）
七月六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一九五八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注一百零九）
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注一百一十）
七月十八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一九五八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一九五八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注一百一十一）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急忙紧跟。八月十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注一百一十二）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七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七．二三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七月二十四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注一百一十三）毛在七月十七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注一百一十四）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八月三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注一百一十五）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七月八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注一百一十六）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二十三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八月三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注一百一十七）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八月十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二十三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注一百一十八）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八月九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注一百一十九）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七月三十日上午（彭德怀说是七月二十四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三十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注一百二十）
八月三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八月二十四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注一百二十一）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帅。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八月一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注一百二十二）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一九六二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十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注一百二十三）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一九五七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五十四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一百四十五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注一百二十四）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注解：
[注一百零三]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五三页。
[注一百零四] 同上，第一四二页。
[注一百零五] 同上，第一五四页。
[注一百零六]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四六-五四七页。
[注一百零七]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页。
[注一百零八] 同上，第三十六页。
[注一百零九] 同上，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注一百一十] 同上，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注一百一十一] 同上，第七十八-七十九页。
[注一百一十二] 同上，第二八七-二八八页。
[注一百一十三] 同上，第一五三页。
[注一百一十四] 同上，第七十三页。
[注一百一十五] 同上，第二三九页。
[注一百一十六]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三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第一四四页。
[注一百一十七]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三九页。
[注一百一十八]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九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八零页。
[注一百一十九]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五一页。
[注一百二十]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七八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一-一七二页。
[注一百二十一] 程中原：《张闻天的发言》，载张湛彬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七五页。
[注一百二十二] 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炎黄春秋》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注一百二十三]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州，广东方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注一百二十四] 朱正主编：《一九五七新湖南报人》，长沙，湘新出准字（二零零一）第一六一号，二零零二年。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