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八十)

【新唐人2014年2月2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一九五八年的失误。他在七月十八日、十九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注一百零三)

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二十三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三十公里”的人中的一个。(注一百零四)

二十三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注一百零五)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八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十月九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一九五九年二十二期上。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注一百零六)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但毛泽东还是记住了他的右倾之表现,后来批林彪、陈伯达时又重提此事。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注一百零七)

七月三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注一百零八)

七月六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一九五八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注一百零九)

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注一百一十)

七月十八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一九五八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一九五八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注一百一十一)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急忙紧跟。八月十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注一百一十二)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七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七.二三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七月二十四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注一百一十三)毛在七月十七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注一百一十四)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八月三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注一百一十五)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七月八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注一百一十六)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二十三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八月三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注一百一十七)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八月十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二十三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注一百一十八)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八月九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注一百一十九)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七月三十日上午(彭德怀说是七月二十四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三十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注一百二十)

八月三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八月二十四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注一百二十一)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帅。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八月一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注一百二十二)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一九六二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十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注一百二十三)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一九五七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五十四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一百四十五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注一百二十四)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注解:

[注一百零三]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五三页。

[注一百零四] 同上,第一四二页。

[注一百零五] 同上,第一五四页。

[注一百零六]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四六-五四七页。

[注一百零七]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页。

[注一百零八] 同上,第三十六页。

[注一百零九] 同上,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注一百一十] 同上,第七十四-七十五页。

[注一百一十一] 同上,第七十八-七十九页。

[注一百一十二] 同上,第二八七-二八八页。

[注一百一十三] 同上,第一五三页。

[注一百一十四] 同上,第七十三页。

[注一百一十五] 同上,第二三九页。

[注一百一十六]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三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第一四四页。

[注一百一十七]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三九页。

[注一百一十八]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九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八零页。

[注一百一十九]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五一页。

[注一百二十]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七八页。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一-一七二页。

[注一百二十一] 程中原:《张闻天的发言》,载张湛彬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七五页。

[注一百二十二] 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炎黄春秋》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注一百二十三]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州,广东方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注一百二十四] 朱正主编:《一九五七新湖南报人》,长沙,湘新出准字(二零零一)第一六一号,二零零二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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