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9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为什么像粮食“高产卫星”那么离奇的谎言没人揭穿？
为什么数千万的饥民濒临死亡得不到救助？
为什么造成饿死人的路线、政策一直持续三年？
为什么农村基层干部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农民？
为什么饿死的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为什么饿死几千万人绝世惨案能够密而不宜、一直隐瞒半个世纪？
这些问题只能从制度中找答案。
产生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国这场大饥荒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 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注一）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注二）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注三）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著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注四）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二零零零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一九五零年四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一九七二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注五）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一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许可权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一个个土皇帝。
二 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注六）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一九五七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集体所有制工业占百分之十九，公私合营工业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三，私人工业占百分之零点一，城镇个体工业占百分之零点八。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一，集体所有制商业百分之一十六点四，公私合营商业占百分之一十六，个体商业只占百分之二点七，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百分之二点八。（注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一千五百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一九五九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注解：
[注一]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北，群益出版社，民过三十六年。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二卷。一九九六年三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又以单行本再版。
[注二]此诗口头流传。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本书作者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听过正式传达。至今未见公开出版物。
[注三] 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十月。
[注四] [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着：《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十三-一十四页。
[注五]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二四六页。
[注六] [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着：《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五十九页。
[注七]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九四页、三四七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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