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早上，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的菜市场内，一队城管执法人员清理沿路商贩。他们呵斥将灶具摆到店外女店主，女店主一边嘟囔着，一边遵命而行。不料，这惹恼了城管，他们挥手抄货拖人。恰在这时，一位名叫黄祥拔的先生撞见了城管暴力执法一幕，掏出手机拍照，被城管发现。城管冲上去质问，煽他两个耳光。其余城管也跑上来群殴黄祥拔，致其重伤昏迷。一时间，数百人、数千人开始聚焦，对城管的暴行怒不可遏。然而，在不知不觉中，穿制服的城管悄悄溜走，剩下穿便服的城管。这时，已经是群情激愤，人们砸车窗、车门，痛打躲进车里的5位城管，掀翻汽车。这一切都通过现场的手机网络，传遍微博和微信。当地官方出来声称，打人者非城管队员，是临时工。
这简直是一点悬念都没有。但凡不依法执法，简单、粗暴执法的恶性事件皆“临时工”所为，像强制拆迁的、粮囤着火的、上班打游戏的等等。地方政府的表现总是这么拙劣，拿临时工当替罪羊，想推卸责任，实则更加深刻地暴露出行政部门违法的严重性。因为执法主体由法定，职权是专属，执法者须有执法资格和证书这一切，都是行政法常识。受城管委托的临时工无执法资格，却堂而皇之执法，是违法行为，作为委托人的城管当然难逃其责。
按说，早在19年前，中国法律就已经没有了“临时工”的存在基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上都无其地位，也就是说，临时工是在法律上被废止的用工形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治安、交通、城管等执法部门等有大量临时工存在。比如，有报导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行政执法局的235人中，正式编制只有75人，临时工高达160人。他们局长说：“我们单位2/3是临时工，执法工作离不开他们。”这种目无法治，胡作为非者决不在少数。这是为什么有人视城管为“中国最大的非法组织”。2013年，浙江理工大学一位法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叫魏煌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信息公开，他的问题是：“‘临时工’的定义是什么？行政部门有多少名‘临时工’？”接到的答复是：“我国现行有效的行政机关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不存在关于临时工的定义，没有相关统计数据。”
临时工的问题，也进入了高层权力集团的视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解决“临时工”问题被当作一项改革内容。有数据表明，在中国，大约有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都由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临时工坚决调离执法岗位。此次苍南事件表明，即使中央命令在上，只要未临头，地方政府便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从表面上看，对临时工的需求，是因为它可以降低用工成本，补充执法人员配置限制带来的缺失；实际上，则在于整个行政管理理念的滞后和能力低下，在于从社区治理到社会、国家治理的无章可循，有法不依。公务员敷衍了事，只要没有升官发财的好处就消极怠工，根本不会设法改进管理效率。他们感受到的唯一压力是应付来自上级的各种突击性检查、名堂，以及维稳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一旦遇阻即野蛮执法，以致引发巨大的社会管制与被管制之间的冲突。
此次苍南事件，就是当地争当“文明县城”，忽然收紧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城管以商户为生存前提的格局，大动干戈。说到底，临时工执法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在这样的情况下，“清退临时工”当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唯一的出路只有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使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在法律基础上平等互动，遵守劳动法，保障职工权益。而这一套，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苍南事件之后，抛出“临时工”当替罪羊这个桥段将终结，戏无法再演下去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治理之颓象会愈发显现。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