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势力”一词就像个政治幽灵，每逢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就在中国上空游荡，不仅让中国政府的敌情神经崩得很紧，还让中国一些老百姓感到全世界对中国都不怀好意。最近这段时期，“境外（敌对）势力”重返中国政治话语系统，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指明“境外势力”的构成，但只要经常阅读官媒如《人民日报》、《求是》、《学习时报》、《环球时报》，就会立刻想到这句耳熟能详、万用不厌的官方用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境外）反华势力”。
*“境外势力”成为中国所有麻烦的根源*
“境外势力”在中共统治60多年期间，一直在给中国制造麻烦。在各个时期，视麻烦大小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境外势力的名称时有变化，最初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称“帝修反”、再后来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最近这几年中共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将刺眼的“敌对”二字去掉，称之为“境外势力”，有时亦称“外部势力”。
如果上中国国内网站，就会发现“境外势力”已经成了中国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
连香港人民对抗中央政府（可能还包括“驱蝗”运动），也被说成是美国在港阴谋策划“颜色革命”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倪世雄与沈本秋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早就撰文警告：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建议中国政府重视“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条，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预见到香港“颜色革命”的名称叫做“占领中环”，内容是香港居民公投，但是却极富政治远见地将美国这一“境外势力之首”内定成黑手。
至于中国的腐败，据说也是“境外势力”影响的结果。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从纸牌屋热透视西方腐败现象》，煞有介事地将《纸牌屋》当作一部美国两院政治的纪录片加以分析，最后证明了美国的腐败相当严重，所有关于美国清廉的说法都是不足信的。文章最后指出，全世界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那也是外势力误导的结果。这个外部势力就是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力资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其编制的清廉指数“常常被借题发挥，抹黑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国际社会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严重，就是透明国际长期误导产生的印象。
境外势力还将黑手伸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与“钢铁长城”，《敌对势力颠覆中国阴谋，搞死国企再搞垮军队》，《中国航空报》2012年4月刊文如是说。这篇文章让人看了之后产生深刻的危机感，甚至可能会联想到整顿国企与军队的腐败正中“境外势力”的下怀。
中国房地产问题，我1992年写作《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一文时就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带头发动“圈地运动”的结果；以后也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是地方政府财政饥渴、贪官中饱私囊、房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在读中国媒体一些文章才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这么多严重问题，原来也是“境外势力”的“阴谋”造成。“重头博客”载有一篇文章“国际势力用房价打败中国”如此说：“房地产易遭到境外大规模攻击。过去10-20年，人民币升值、房价猛涨，大量的美元入境，每个城市的房地产，都有外资浓重的身影”，并将此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与政权安全的高度。如果说，博客作者是一家之言，请看《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罗兰6月23日文章《房价正常调整为何连遭唱空（市场观察）》。该文“深刻”分析了多种势力的阴谋之后，最后这句堪称神来之笔：“对于很多打算抄底中国房地产的外资来说，表面唱空、实际做多，是他们多年来一贯使用的伎俩，早已不足为奇”。这位罗兰女士（或者先生）唯独不愿意指出，通过香港至内地炒房地产的外资，其实本是中资，而且不少是与中共政权血脉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成员。
*“境外势力”之说产生于封闭政治*
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话语中“境外势力”活跃之时，就是中国在政治上闭关锁国的开始。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点，很多人以为闭关锁国就是政治上及经济上与外国完全断绝往来。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闭关锁国”，那指的只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即使是清朝廷拒绝开放广州之外更多的口岸通商之时，从广州进口的各色洋玩意，如自鸣钟、玻璃器皿等各种工艺品，一直都是清朝宫廷、王公贵族们的爱物。至于政治文化上，清廷认为自己是天朝上邦，文物典章无一不胜洋人，因此对西洋诸国不屑一顾。就算到了鸦片战争吃了败仗之后，洋务运动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开放，政治封闭。船坚炮利，咱中华比不过你，咱只好“师夷之长技”；政治制度上，咱中华泱泱大国，就是比你西洋国强，必须坚持决不改变。仇洋情绪的集大成就是义和团运动。
到了毛时代，闭关锁国也是政治上的，经济上通过香港与世界做各种贸易转口生意。文化上分政治等级确定“对外开放”程度：百姓家中有“海外关系”就是先天罪孽，不许与海外亲属通信；而文化上的“特供制”却让江青可以随意选看“境外势力”制作的电影，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至于那些专供高干们阅读、消费的灰皮书籍，基本上都来自“境外势力”，但老百姓无缘一见，理由是老百姓思想水平不高，看了容易“中毒”。中共这样做，道理再简单不过：愚民的目的是愚化民众，让其老老实实接受统治；特权阶层包括其子弟还是要广其见闻，让其保持聪明度，以便更好地统治民众。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后，一度对美国作出高度友好的姿态，于是，“境外势力”便从公开宣传中暂时退位。在毛时代成为政治原罪的“海外关系”，此时成为普通中国人中最硬的社会资本。由于要世界各国放弃疑虑、与中国交往，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各地政府将笼络华侨家属当作最重要的统战工作。80年代能自费留学海外的中国人，除了特权家庭之外，往往是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又在宣传中卷土重来。邓小平在屠城之后，立刻想到要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上钩，试图将赵紫阳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只因索罗斯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消息后，给邓小平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正是中国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好作罢。
清王朝是专制政体，中共是专制独裁的极品极权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生存之道就是封闭，对来自他们不能控制之地的任何力量都持排斥防范态度。邓小平的“开放”是为了摆脱危机，而不是为了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一直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外来影响视为威胁政权安全的大敌，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都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污染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少年思想为假设前提。如果说某时期“境外敌对势力”暂时从宣传中退隐，那也只是中共（包括主张“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在内）出于务实的策略考虑。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