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真相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当人们对比当局刻意封存的史料,问题就来了,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还是自诩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背叛国民党

大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命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今天一群人拿枪气势汹汹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当局会作何反应?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1、国共合作,是国共双方的权宜之计,合是暂时的,分是必然的。

后人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是为党派之争编造出的谎言。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钱文军说: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老孙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老孙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老孙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中山不赞同共产革命的一套,为何要“联俄”、“容共”呢?孙中山搞共和四处碰壁,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联俄”是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苏俄是共产党政权,那么老孙必须“容共”。所以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广州军政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只是一时的策略。

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也在算计国民党。

我们必须明确,经列宁“创立”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专政的新政权”。这句简缩之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北伐战争(当时叫大革命),尽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权却落到国民党手中,共产党没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夺国民党的权,让共产党真正掌权。

2、共产党计划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3、北伐军在前面卖命,共产党在后面革命。

尽管共产党人大量向北伐军渗透,但是大部队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们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勋卓著。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革命之火烧到哪里。

由于长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圣的。其实,“革命”本是一个中性词,即激烈或颠覆性的变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带有颠覆性,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荡。国民党在军事获胜后希望稳定,而共产党希望社会大动荡,大动荡有利于他们夺权。

共产党跟在北伐军后面烧革命之火,是通过“扶助工农”进行的,为他们以后建立政权打下民心基础。

“扶助工农”绝非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革命筹款主要依靠富人:华侨或资本家。“扶助工农”是孙中山讨好苏俄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共产党政权自称是工农政权,其实就是依靠并利用工农建立的党政权。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工人要做贵族。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 元等等。”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不会有人想做老板,再不会有人投资办厂开店。

提出异想天开要求的,当然不止是赣州的店员,北伐最先拿下的两个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员中的“积极分子”提出的奢求,一点也不比赣州的店员逊色!

千万别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纵容工人实现“贵族”的梦想。实现贵族梦想的是打江山的领导层,号称“红色贵族”,所谓工农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在新政权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举行罢工,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无情镇压。

5、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更令人胆战心寒!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6、共产党在后方捣乱,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8、中共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炼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自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没下命令;就算蒋应该背负血债,四一二事变究竟有多血腥?

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驻沪守军情急之下的报复性自卫。其后几天,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工人骨干,以及普通劳众,主要是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出面干的。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道:“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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