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9月3日讯】(新唐人记者马宁综合报导）1957年，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大言不渐的说中国的经济要“超英赶美”。由此，从1958年开始了荒唐且惨绝人寰的红色恐怖运动_——大跃进。毛泽东还提出在大跃进期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治多数人，开会就是法律。
《毛泽东是大跃进浮夸风的始作俑者》一文中说，进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不顾客观规律制定超高标准的计划，海量的指标，层层加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导致浮夸风泛滥。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于是有了亩产七八千斤的小麦，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水稻。
在中共的暴政下，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因此为了迎合中共高层的心理，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致使数千万农民被锇死。而且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况。
公安系统在大跃进中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红色恐怖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大跃进期间，从中共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审阅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工作计划要点，并逐级下发到各个地区。
题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文章中披露，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文章中称，于是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
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运动期间的一张判决书可以见证当时公检法是如何草菅人命的。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
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
文章还指出，“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将自己一手制造的灾难归咎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但那三年中国的自然灾害与往年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严重。显然，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不管毛和中共再怎样掩盖真相，这一古今中外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正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披露而为人们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