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政，难有法治
中共将在今年十月份召开四中全会，核心议题主推法治。依法治国当然比无法无天好，但是笔者想，如果不先废除中共一党专政的大垄断，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张披在老虎身上的羊皮，迷人而已，因为理论与经验都告诉世人这无任何可能。
当下中国仍无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皮（宪法）之不存，毛（宪政）将焉附？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从“枪杆子”暴力中产生的，而非从各种政治、社会势力均衡妥协之下的契约商定（如美国）。中共一党独大成了“宇宙真理”，它垄断国家一切（政治、经济和思想），其它社会势力和广大民众都成了它随意支配的“猎物”。但它必须掩盖这赤裸裸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狰狞面目，于是也给自己披上现代法治国家的外衣。从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先后五部之多，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乃“成则为王”的合法证书。为了确保中共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的宪法均把中共领导权置于“太上皇”的头条地位。例如现行宪法明确宣告：“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一九七五年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就更加露骨了。都是没商量地确认共党的特权地位。因此如果中共不放下身段，从根本政治改革着手，废除一党专政的垄断特权，什么“依法治国”的高调，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当今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世界上的宪法中，保留这种霸王条款，大概仅有几家。
中国宪法是中共王法
当今中共的“法”尤其是所谓“公民权利”的规定都是党国恩赐的，随时可以收回，更可以任意解释，与现代意义的“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现代法学意义上的法中权利是国家公民的天然权利，也就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不是君王或党官所赋予的。它是力量对比均衡下的妥协契约，是社会各阶层的彼此约束，更是对所谓“人民公仆”的约束与限权。现代意义的法轻视主权而重视个人权利，但中共宪法与具体法规都违背以上原则。它是典型的自我授权制度，跟中国历史上“秦法政”时代的国法一样，专来对付老百姓的。例如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大言不惭地许诺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又在具体的法律、条例中全部釜底抽薪，任凭党官批准决定。政府要反美反日，它可以组织暴民，用大巴运送到美日大使馆门前呐喊示威；普通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布，它就以滋事罪逮捕。言论自由度更不如清末与民国。其实香港回归时订立的“基本法”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法理。它事实上是一部英国殖民者未跟香港人民商量就与中共妥协，任由中共主宰产生的“王法”，什么“循序渐进”、什么“广泛提名委员会”，都是一些模糊性的表述。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应许给香港人民的自治权利都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任意收入其党国的囊中。正如大陆解放前中共对大陆人民的民主承诺，一夜之间就收回变作一党专制。香港人民应根据现代宪政理论，主权在民的理念，伸张维护自己的正当要求，不要老在“基本法”的圈子里打转。
“司法改革”实是削藩举措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难有新鲜事，顶多是陈年老酒装新瓶，换瓶不换酒。何以如此肯定？一是习李新政只想救党并无彻底政改的意向。这点从习近平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可以得知。他虽然在四条建议中将“党的领导”放在末端，但第一条“坚持中国道路”早就告诉世人，一党专政的中国道路没有商量余地。二是当前国内外形势尚未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中共认识到只有选择走彻底政改之路才是生路，而坚持走特色之路将会输得清光。它还在“中国梦”中沉醉未醒呢！那么“新瓶”是什么？根据以往的信息，四中全会可能出台司法改革，也就是所谓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将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权与地方诸侯分离，直属中央司法体系管理。这种双轨制与其说是向司法独立前进，不如说是一种削藩的举措，也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但对世人则说这是迈向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依法治国的大举措，可谓一举两得。但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想以此捞取执政的合法性光环，恐怕也难！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