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官员自杀了，又一个官阶不低的官员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中秋节当夜，呼和浩特政协原主席张彭慧在其办公室内割腕自杀。
曾长期担任赤峰市委副秘书长的张彭慧的自杀，想必会引来人们的多方追问与不尽联想，尤其是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内蒙古后回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内蒙古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矿产资源配置、工程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以及近期原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薄连根受贿被判处死缓、呼和浩特市原市长汤爱军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的大背景下，张彭慧的自杀身亡，更是不会被人们认为只是一起简单的、偶然的事件。
当今，对于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自杀，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据中国青年报的不完全统计，去年1月至今年4月，共有50余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今年迄今，又有多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超过一半以上为自杀。
应该说，任何一种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生命的逝去，总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自杀，无不含有对抗调查、消泯调查以及令调查无从深入的意味，这也正是社会舆论对非正常死亡、自杀官员难于同情的原因。
当今的现实是，一般而言，官员非正常死亡、自杀，即标志着相关调查、相关案件查处的到此为止。可以说，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自杀之日，即对其不再调查、深究之时。
官员但凡非正常死亡、自杀，调查随即戛然而止，这已然不是潜规则，而渐渐由于案例众多循例为之而上升为一种明规则。
概括而言，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其一，不排除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自杀，尤其是一些疑点重重的自杀，有当事人不情愿自杀的可能，或曰被自杀的可能。这使得日后的调查雪上加霜。
也就是说，一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被制造出来、被默许出来的同时，就开始走上了既定的、被安排好的轨道——精心布置过程、巧妙安排结局、妥善安排后事，遮掩痕迹、息事宁人，直到此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比如，今年7月9日上午，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从办公室坠楼身亡。据媒体的描述，李海华自杀的原因是：其自杀前，湖北省纪委工作人员已入驻孝感，计划在7月9日，在“安排”好的会议上将其带走。蹊跷的是，头一天，孝感市委通知李海华参加第二天的会议，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闻讯后，市委书记再次给李打电话，要其出席会议，李再次告假。当日，在李缺席的情况下，市委会议照常召开。就在这时，会场外传来“咕咚”一声，李海华自杀了……
单就此而论，疑点实在太多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听不到有关方面的任何解释。李海华之死，至今仍是个谜。
凡此种种，无疑使反腐败的局面更趋复杂化，使反腐败更加困难重重。对此，有关方面应保持高度警惕，应有切实的应对之道。
其二，官员自杀，当属其本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早已安排好了善后事宜。这也会给其后的调查带来一定的难度。
任何人对于生命都会无比珍惜。官员动不动就自杀，并不是说其异常轻生、视生命如儿戏，而是，其权衡利弊、“顾全大局”，认定只有自杀才是保全自己声名、保全自家财产、保全家人以及有可能是一连串相关人员的万全之计。
这也就意味着，其自杀是经过了设计的，是有着周全的考虑的，是有着全面的安排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一死百了。否则，自杀就失去了意义，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写对自己、家人及欲保护人员有利的遗书，制造诸如“抑郁”的假像等等。
这样的自杀，是相当“配合”的自杀，其自杀后，自然也会得到更加全面的“配合”——一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之所以按部就班、迅速了结，就是在这样相互“配合”的产物。
由于程式“合理”、步骤缜密，使得对事件的质疑变得微乎其微，终成为无可奈何的悬案。
其三，一些地方对于调查官员的问题原本就没有坚定的决心与十足的勇气，官员突然非正常死亡、自杀，退缩、收手就有了理由和借口，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应该承认，在既往的官员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中，健康的反腐败力量是十分被动的，基本上是被牵着鼻子走。或许，明知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蹊跷之处多多，也只能是或听之任之，或马马虎虎，总之就是最终难免重蹈免于调查的覆辙。
这只能说明，对这些官员的调查，一开始就立场不坚定，一开始手就是软的，一开始就没准备一查到底。
最近两年，几十起官员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均悄无声息，迟迟没有令人满意的调查结果，这很不正常。既辜负了民众对于反腐败的希望、重托，也轻侮、怠慢了严肃的反腐败本身。
其实，这样做对于自杀者、自杀者家属及其自杀者所在单位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人都死了，是非对错，黑白清浊，总要有个交代才是。
愿对于非正常死亡、自杀官员有个明确的说法，能从呼和浩特政协原主席张彭慧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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