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2月14日讯】【热点互动】（1274）中国文艺毫无灵气 出了什么问题？：在教育部长袁贵仁于教育部座谈会上表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课堂后，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2月9日说：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份子的“左”的错误，官方媒体对此一度转载却很快删除。不过，这却引发关于中国意识形态的辩论。而同一天，2月9日，光明日报报导表示：中国文艺“缺钙”，患精神“软骨病”，相当多的作品“毫无灵气”，需要思想进补。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最近在中国意识形态的辩论成为一个热点，我们先一起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2月9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等作客中共官媒人民网，以“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为主题，与网民进行了一场在线交流。
龚克在发言中表示，“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
龚克表示，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份子的“左”的错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说，龚克是在明确批评中共教育部长袁贵仁此前要求的整顿教师队伍，是1957或66年的思维。而人民网罕见发表了龚克的有关讲话。
龚克在发言中提到的1957年，就是中共“大跃进”开始的年代，当时的民众在中共的逼迫下说假话、造假，导致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而1966年是文革开始的年份，中共极左的政治斗争给全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
蹊跷的是，龚克的这番表态最初得到了党媒的罕见报导，之后却被删除。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在中共党媒之间争吵不断。此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下属网站抛出“抹黑中国”论后，《中青报》高调反驳《求是》，以及中共党媒《辽宁日报》派记者卧底高校，调查老师上课的言论。“意识形态”、“左右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主持人：就在人们对意识形态进行辩论的同时，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缺钙的文艺需要思想进补”，这篇文章里提到，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明明有良好的创作条件，不缺乏生活的阅历和创作能力，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毫无灵气”。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家、还有他们的文艺作品缺乏灵气？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讨论：646-519-2879。今天我们有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对此进行讨论，一位是现场的政论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陈破空：您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在Skpye连线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您好。
夏明：您好，观众好。
主持人：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陈破空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教育部长袁贵仁他的言论引发了很多争议，那么它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另外，官方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陈破空：教育部长袁贵仁他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不能让有西方价值的教材进入高校，或说高校不能讲西方价值。他的言论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在中国的网友都进行反弹。
这里有三个焦点，第一个就是网友提出一个问题，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属不属于西方价值？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引进来的，共产党还在天天讲，它们发整顿高校的通知里面反复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个字样。说得白一点，连“共产党”三个字都来自于西方。“共产党”三个字不是中国人造的，是从西方输入亚洲，而且是由日本人创造了汉字，叫“共产党”，然后中国从日本那里接受了这三个字。这第一层矛盾。
第二层矛盾是什么呢？网友说，你说不接受西方价值，你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把你们的子女全部送到西方去接受教育，是不是你自己的子女可以接受西方价值的教育，但是却让平民的子弟留在国内不接受西方价值教育？这是虚伪、人格分裂。
第三个争议是，这个袁贵仁本人他前后不一，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自己在人大发言，他说大学应该引进各国的外国资源，他说外国资源不影响中国，我们还派人到外国留学，他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为什么引进了就会受影响呢？他认为要引进。而且他认为西方的价值，或者外国的资源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中国是主体。所以他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的言论自然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嘲笑。
主持人：那中国的官方对此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它们是什么说法呢？
陈破空：官方《环球时报》发表一个社论，它叫作“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它的意思它承认了，在互联网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弹。然后它说袁部长讲的西方价值讲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不引进西方的政治，比方三权分立。
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价值观，而共产党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共产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就是用西方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当然是西方的偏方，而且是一个废方，是被人不用的东西。所以这个又构成了一层矛盾。
主持人：请问夏明教授，我们看到这一次袁部长他在发表了讲话之后，虽然各地的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他们都是齐声拥护，但是我们看到南开大学的校长龚克他就有不同的声音，他的声音发出之后也得到了很多民间的支持。官方的媒体它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转载，但是很快又删除了。您怎么解读这一现象呢？
夏明：今天尽管习近平他想加强对教育，就像我们知道的“三个决不”，袁贵仁讲的，和对文艺，就像他最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对教育和文艺的控制。但是今天的中国显然已经不是1957年“反右”时的中国了，也不是1966年“文革”前夕的中国了，虽然能够看到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一批具有思想、有头脑、而且有批评精神的人，他们在世界上也都看到了各国的发展，他们能够抵制中国目前出现的一种极左的、极端的思潮。
另外，从某种层次上也反映出中国现在在高校里边还有一些版块，还有一些学者，还有一些学者型的干部、校长这些行政官员，他对教育部长还是可以有一些对话，可以有一些运作的空间，如果不能完全抵制教育部的这些政令的话，至少他可以通过打太极拳的方式把它化解，使得高校被意识形态的破坏减到最低的限度。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出现这种思想的碰撞，到底中国是走向何方？到底中国的人会以什么思想方式来看待世界和教育下一代？这目前是一个十字路口。
主持人：谢谢。那我们看到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中国很多年来一直是存在的，这一次在民间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到底意识形态在中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对人的思想，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学术有什么样的控制呢？
陈破空：这个所谓“意识形态”也是共产党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话语，实际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崩溃、解体中，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它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斯大林主义，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不算。所以最近在讲的有一些高校老师在“抹黑中国”，实际上高校老师是想说中国的真相，它说在抹黑中国。但是官方的宣传确实在抹黑中国，它对历史扭曲、对现实扭曲，那是抹黑。
所以意识形态，共产党自从毛泽东死了之后，它的共产主义那一套已经崩溃了，它没有信仰，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实践、没有理论，走一步算一步。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谈不上意识形态，最后它找了什么意识形态？就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么现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不够，因为它自己不爱国，高官子女一人几本护照都往外走。所以爱国主义很难站住脚。就像最近的“爱国精英”芮成刚，说他是叛国，而且跟高官夫人是“公共情夫”，所以这个爱国也是个谎言。
最后它们就找了什么呢？它最近又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找毛泽东时代所谓的意识形态，什么“文艺为政治服务”啦，又是什么所谓的“无产阶级”，就是共产主义那一套。但是很可笑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确实有赤贫、有无产阶级可言，他们造反的是农民企业，还有什么所谓无产阶级可言。
但今天的执政者都是权贵资本家，权贵资产阶级，他们姓资。按毛泽东说的话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真正是走资派，大走特走，迈开大步走。所以在这个时候去谈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实际上它们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混乱，没有意识形态可言。
主持人：夏明先生，我们看到2月9日《光明日报》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是“毫无灵气”，而且说更缺少新意，它谈到读者和观众即便能看下去，也很难产生回味和思考，有的创作者尽管早早成名，却难入大家行列。您是否同意它这个观点呢？
夏明：对，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澄清，并不是说中国作家现在没有创造性、没有创造力，那么我相信许多没有机会发表的作品，许多作家现在把它锁在柜子里面、抽屉里面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是很有创造力的，因为中共它的审查系统不断地在进行“逆向淘汰”，逆向淘汰把好的作品在封杀，有的好的作品偶尔如果能够逃脱它的审查制度的话，后来也会被批判。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有一大批的中国的作家要嘛远离了体制，要嘛现在是消声，在等待机会，才能够让他的作品见面。或者我们现在看到海外有许多的作家，包括像高行健、高尔泰、余杰等等，他们在海外都在创作。
所以中国我们现在说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说，中国作家在党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在中国的体制内，为什么作家他的灵气没办法得到发挥？或者说，作家有灵气的作品为什么得不到出版？恐怕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谈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意识形态它禁锢人的思想。那么这篇文章它也谈到了就是说，因为它缺乏了思想性，没有深刻的精神的内涵，所以才会觉得毫无灵气。那您认为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作品所谓缺乏，或者是说毫无灵气，跟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没有关系呢？
陈破空：这个《光明日报》是一个官媒，官方媒体，那么这篇文章的出台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官方想来说明一点什么事情，想来说是不是没有思想，或者说没有所谓的正统的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没有好的作品，没灵气。
还有一个可能是其中的编辑，或者是记者想说自己的话，想来批评中国的现实。但实际上撇开这个背景不说，实际上这个批评是很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的文学作品确实没有灵气，都是一些，广东话讲“烂茶渣”，就包括莫言得诺贝尔所谓文学奖，要嘛写什么《檀香刑》那种变态的东西，要嘛写什么丰什么肥什么（《丰乳肥臀》）那些很耸人听闻的东西。还有像那个贾平凹有写一个《废都》，号称什么最有价值的作家。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堪卒睹。
甚至莫言的作品是大规模的抄袭。我最近要出一本新书叫《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就说了莫言的作品大规模抄袭，我有举证，他从人物到背景设置，到里面的人物对每一个家庭的对应都是抄袭《百年孤独》，大规模的抄袭。
我觉得文学为什么缺少灵气？一个很关键的几个说法。我们普通懂文学的人都知道，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诗歌属于青年，小说属于中年，散文属于老年，为什么呢？诗歌是最有灵气的东西，所以你越年轻越有生命越看得出灵气；但到中年，他灵气在退，那么就写小说；到老年，灵气更退了，就很懒了，就写些散文，随便话几笔就算了。就说明中国作品缺少灵气，未老先衰，这是中国普遍这个社会的一个现状，未老先衰，衰老了，精神腐败了。
还有一个文学上的说法，愤怒出诗人，还说贫寒出才子。那么今天的中国作家是什么？是官方养起来的作家，作家协会发工资、分住房、安排轿车，甚至安排秘书，作协还有副主席，这怎么能写出东西呢？养尊处优，甚至每天去卡拉OK大吃大喝，薄熙来搞唱红打黑的时候，他们就群起去赋诗，像那个莫言就去说什么唱红打黑声势隆，去捧臭脚。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写出真正的作品呢？
一个作家都没有危机感，民国时代没有这样的现象，鲁迅，像当时的郁达夫，那些都是自己养自己，靠自己来养，不存在什么拿工资，大学教授可以拿工资，作家不存在拿工资。而今天世界上的作家，有谁在拿工资？什么官方养起来的。像美国政府从来不养作家；台湾政府养作家吗？不养。作家不会被养的。作家是你自己去写。你如果在大学里说这个作家驻校作家一段时间，学校给你钱，那你必须写出东西来。所以说这个官方把作家养起来，就想官办，想让作家为政府服务，为党服务，成为党的喉舌，他当然写不出东西嘛！
像郭沫若，他在49年以前就写得出东西，他描述女生啊那些什么的东西。但是一到了共产党领导，它的官办作家为党说话，他写的东西一塌糊涂。四人帮打倒的时候他写什么打油诗呢？“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精生白骨，狗头军师张。这就是他的诗，这诗就成了小孩都写得出来。
主持人：没有任何文采，没有任何思想。
陈破空：对！学生不怕起个早，跑到操场做个弯腰，这都算个诗。这种都算诗了！所以说你想一想中国文学堕落到这种程度，当然没有灵气嘛！
主持人：夏明教授，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它还谈到就是说，它批评当今中国文艺放弃严肃的社会思考转而倒向娱乐大潮；给人一种软绵绵、轻飘飘的感觉，没法形成强烈的思想冲击力与穿透力。您对此怎么解读呢？
夏明：我也回应一下刚才破空讲的，一个文学作品是不是应该整齐划一？刚才破空讲共产党想控制文艺，想指导文艺，这样的话当然就出现一个“整齐划一”的问题。其实文艺一方面要反应社会生活、反应历史、反应时代的精神，但是它的基础是从个性、个人的角度，当然和个人主义、人道主义都是紧密相关的。
一个党它有指挥棒让文艺来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它所谓的文艺思想，来反应它的主题思想。我觉得它今天一方面批评文艺没有灵气，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要把文艺全部反应习近平讲的正能量吗？但是如果另一方面它要批评风前月下的这些个人软绵绵的这些文学作品，但是这些文学作品也没有什么错误。
那么如果一个社会的作家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个人不同的社会层面去观察，他能够一方面反应社会现实矛盾，促进正义、公平这些主题。另一方面，它有欣赏的价值，或者美的价值，或者满足个人闲暇的需要，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文艺的灵气就必须产生出一种作家的多元思想、多元碰撞，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方针，而不是一方面成为政治的奴隶，不是成为权力的附庸；另一方面不是成为市场的奴隶，不是成为金钱的附庸，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文化和文艺才会繁荣。
主持人：现在有些作家他们认为虽然我们很娱乐化，而且被人说是很浅薄，甚至庸俗，但是现在观众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只能写这些东西、做这些东西。但是很多观众也不认同，说你们就没有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来。那您认为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陈破空：实际上都出了问题，首先是制度出了问题。因为政治制度它要求，毛泽东所谓文艺座谈讲话，习近平又来第二次所谓文艺座谈会，都是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党服务，说白了就是听党的话，这是首先制度上给你画了个圈子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就出在作家身上，这些作家丧失了一个文人起码的骨气、风骨和独立性，迎奉官场、侍奉权贵，为五斗米折腰。原来李白说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这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喝醉了酒对皇帝都是冷嘲热讽，杜甫更是颠沛流离；但是现在的文人是绝不会颠沛流离的，也绝不会在权贵面前要表示出一种风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是整体堕落，完全失去骨头，这根本不可能写出好东西。
再一个就是国民性，由于制度和文人恶性循环这样的引导，国民性也在恶性循环，所以这种国民性导致了肤浅文化，急功近利、短平快，就是所谓的商业化，哈哈一笑就了事，看个电视剧，哈哈一笑就完了。甚至习惯假的。
比如现在我跟国内的人打电话，问主要是看什么电视剧？主要是抗日剧。中共订出一个主题，要爱国、要抗日，抗日战争都结束了70年，就每天到了晚上，人吃饭就听到电视剧里面喊打、喊杀，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从来不提六四，从来不提反右、文革，也不提迫害法轮功，这些重大的事件就发生在眼前的，根本就不进入文学题材、不进入电视剧。
进入电视剧的是70年前的东西，而且还是假的东西！根本就是不抗日的人在假装抗日。八路军从来不抗日，新四军不抗日，电视剧上却动不动就八路、新四军什么的，国民党的抗日反应得非常少。所以这些东西对整个社会的戕害非常严重。老百姓别无选择，老百姓与其看这些政治、看这些假大空的，还不如看一些娱乐的。所以最后大家一起沉沦，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起沉沦。
主持人：好，我请问夏明教授，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像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的李白、杜甫，还有屈原这些人，他们实际上真的是承担了一个对于社会的责任，而且他们甚至能够一代一代被传颂下去，他们等于是文人的一个模范，而且为社会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那您认为作为一个能够留芳百世的文人，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品质呢？
夏明：第一个，刚才破空讲到文人清贫的问题，愤怒出诗人，贫寒出文人。另一方面就是说伟大的作家是需要有闲暇，需要有优越的条件来滋润他的。中国如果能够给文人提供闲暇创作的条件，他们能够有基本的温饱、能够有社会尊严，这样我觉得对中国的文艺创作，或者学术创作都应该有帮助。
另外一个我觉得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尽管皇帝有时也很专制，皇帝的权力影响真的很远。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下，皇帝一方面没有个人的意愿想把全世界全都统治在他下面；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它就有意愿想达到全球的渗透。
另一方面，中国的皇帝他也没有物质条件能够渗透到每个乡村、每个个人的思想。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它利用20世纪和21世纪的高科技，想对每个人进行灵魂的控制和灵魂的改造，也就是共产党提出的改造世界观。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对每个人的灵魂和世界观进行改造，进行重新塑造、翻版，以你统一的模型来做的话，当然作家就不可能有个性，就不可能有创造的灵感。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在于铁蹄下的夜莺是没办法歌唱的。最主要还在于怎么样能够让每个作家他能够享受自由，能够歌颂人性、歌颂个性，用他个性的存在，用他个人的精神来反应整个时代。不是一个人的主旋律，而是成千上万的作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最后能够反映整个社会，我想这是一个作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有灵气，能够捕捉时代的精神，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一个根本基础。
主持人：谢谢。我们看到真的能够留芳百世的作品，甚至现在一些很好的作品，最基本的是它能够打动你，它真的是让你看到什么东西，让你深有体会，或者有所感触。您认为一个好的作品应该需要什么样的因素呢？
陈破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其实我们看看苏联和苏联前面的沙皇时代，由于沙皇时代推行改革，整个社会西化，它有相当多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就是布尔塞维克之前的沙皇时代，俄国的作家是满天星斗，出了无数的作家、大作家，像托尔斯泰、果戈理、杜斯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普希金那些，作家多得不得了！写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留传于世的。像我们知道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些作品都是非常隽永的留传下来。像莱蒙托夫只活了20多岁，但是他写的诗都是非常有灵感的，因为他有自由的空间，自由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政权不会去干涉诗人或者作家，诗人、作家要有充分的自由去发挥他自己。
但是到了苏联时代，一下万马齐喑，满天星斗都不见了，同样是俄罗斯民主，结果剩下什么呢？一个高尔基和萧洛霍夫。高尔基最后跟它们决裂了，高尔基先是吹捧列宁，后来一看不对了，斯大林要去吹捧他，他看到斯大林不对，他走了，移居国外，不给斯大林写东西了。
另外还有一个萧洛霍夫，就是好不容易苏联70多年出了这么一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都还是在所谓当局高抬贵手的时候，本来他是要受到追究，是斯大林给他高抬贵手才没受到追究的。
中国就更惨了，中国在民国时代出了多少作家，多得不得了，也是满天星斗，什么鲁迅、张爱玲、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全都是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中国人在1911年到1949年得到了相对的自由，所以这个相对的自由产生了大量的好作家。鲁迅的作品今天读起来还是很有味的，还有当年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现在看上去都是很有生命力的。
但是1949年以后不行了，完全万马齐喑，毛泽东来了一个文艺谈话，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一个人看！最后尤其是文革当代焚书坑儒，后来又有短暂的小阳春，就是文革的伤痕文学，80年代，有几个好作品；最后1989镇压，共产党重新收紧意识形态，以铁腕对待知识，所以最后这些作品又消失了，作家的灵气又荡然无存了，所以今天这个东西主要是跟这个有关。创作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没有灵感。
主持人：我想请问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人也认为一个作品如果没有思想或灵魂，那肯定就是没有灵气的，也就很难引起人的共鸣。您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深度，还有他对事情的敏锐，对一个作品的影响有多大呢？
夏明：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在于如果每个作家能够找到自己的灵魂，然后能够把自己的灵魂跟天地之公理进行对话，进行连接，我想我们就会有最根本的坚守，我们反应出的东西就会成为有天理的东西，它就会有普世价值。
像即使在苏联的高压下，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文学家，像刚才说的萧洛霍夫，还有萧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音乐家。我觉得中国每一个文人确确实实应该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你有没有灵魂？你有没有发现灵魂？在你的灵魂之中是不是有一个天理在指导你？有一个最根本的北斗星，你在为一个世界的公义，为普世价值在写作，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作家都应该要问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一句话，您认为中国的这些文人和知识份子他们如何恢复自己的形象呢？
陈破空：我觉得就是恢复独立的人格，恢复他们的骨气和尊严，不为五斗米折腰，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做到这一点，传统美德就够了。
主持人：好，谢陈破空先生，也谢谢夏明先生，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