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你好！
收到你发来的赞扬张火丁的文字。关于张火丁，我想说的是：我对当代中国大陆京剧的否定性的看法，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对张火丁，后来才深入到对张学津等。当然我对当代共产党社会的“京剧”的看法首先是从对样板戏开始的，但是对样板戏的看法，单只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人们就能看到它们的荒谬性和毁灭性，而真正对京剧的毁灭其实是从四九年，乃至可以说五四后，左派导入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了。这种毁灭是根本性的，齐如山先生早就感到，并且有所论述。这种毁灭到了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四九年后，尤其是到了文革不过是到达登峰造极，非常赤裸裸而已。
我在再次有机会系统地欣赏京剧后，从对样板戏的看法很快感到了的这些根本的变质。而这个感觉最早恰恰是由对张火丁的看法开始的。从她的传统京剧唱法到程派革命京剧《江姐》，再返回来传统戏，我一直无法听她唱完一个完整的唱段，虽然我不止一次地强迫自己多听几句，以尽可能地发现她的好处，但是无济于事。让“程派”诠释革命京剧，连江青都没去做，连毛泽东都反对，可她去做了，而且根本就没有那根不可做的“弦”，可知“程派”在她那里是什么，中国文化传统、传统京剧又意味着是什么了。这类追捧、称赞对传统京剧来说让人欲哭无泪。
再谈我对张学津的认识，那是最近的事情，应该说有幸听到胡少安先生的马派才刺激了我认识的深化。多年来我总是感到听张学津的马派，尤其是看张学津的音配像让我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一直吃不住是在哪儿。大约也是因为没有对比，以及齐如山那样的高人点拨，这让我这个外行把握这种区别非常困难。看了胡少安的录像，使我有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而这个拨开云雾表明我对京剧的体会和理解，又翻过了一道岗，进了一大步。
仔细想来我对京剧的认识实际上和我对思想问题，党文化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是根本上是反传统的。它一般“专制”不一样，一般专制只是限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极权主义专制却不仅如此，它还要限制并且改变人性。由于它坚持一党专制，因此任何人类社会的传统价值、一般社会的价值它都不能够容忍。所以我们说，一切极权主义社会，共产党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它是“反人性”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反人性的特点使得共产党社会彻底改变了人的审美口味、伦理观，人的一般气质。传统京剧当然难逃其难，因为它的表演方式、内容、抒发的情怀、境界都与党所要求的统治一切所不容。党要进行文化革命，京剧革命是必然的。所以党文化不仅用革命摧毁了这个剧种，而且渗透且彻底恶变了这个剧种。人的审美趣味变了，当然也就永远无法诠释出另外一种文化的内容来了。这问题其实是可以非常具体，一条一条地说明，我会在以后如齐如山那样剥离展开慢慢地把它道来。
“传统京剧”，因为它的特点是唱念做打，所以它绝对不是唱出来的，而且是“修”来的！传统精神渗透在它的所有表演程式之中，谁看不到这点，谁就绝对唱不好传统京剧！
其次回答你上信的问题，如何我对洛克和培根，以及卢梭如何评价。
洛克，对我来说是我评价最高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他是反身自问人类——西方文化中的自己的认识方法。而培根在这方面是不能够和洛克相比的。至于卢梭，我也不是用好坏来评价，而是依然是认为要用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看法，那些是超出了他解释和理解的能力。我写过一篇短文，强调的是要读卢梭，就必须看原文他是如何谈的。中文世界的翻译们都没有理解卢梭，而你看的是他们的译文如何能够准确理解卢梭。真的进入哲学你会发现，哲学也是不可翻译的。
我从六九年自觉进入西方哲学，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专业已经四十多年，到如今也就只敢说自己能在一二三上分辨出哪些思想是哪类倾向，应该如何阅读和去谈，界限在哪儿。四十多年的追求给了我一个阅读的能力和方法，而真正可以说有些许研究的就只有很少的思想问题和思想家了。实话说，如果敢说真的去把握，恐怕没有足够的西语基础根本不可能。我指的不仅是英语、德语、法语，这些当代阅读语言，而且还包括希腊，拉丁文。把握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概念，这些语言是必要的。即如波普，他为了写《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准确把握柏拉图，重新学了希腊文，尽管当时有英文译本。没有感到这点的人是因为还没有入门。
为此，这就是我近年经常感到后悔一生道路选择错了的原因。在我进入人文科学的时代和年代——六九年，十九岁，已经注定我不可能学成为第一流的西方“学术思想意味”上的思想家了，而我却一直自信满满，直到最近十年才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不啻可说是一种愚钝。这就是和很多人的感觉相反，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精英，自己出身书香门第，而我走的越深，越是感到痛心和痛苦；想到先祖子路留给我的姓氏，愈加感到自己的学养和修养对不起先人，对不起这个姓氏。
我认识到这点还是在看余英时先生论述陈寅恪的文章时，受到他的启发想到的。而余英时自己选择专业也是基于对此的深切体会。他说，他之所以治中国思想史，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学力不能够治西方思想史。这个“不能”是不能够成为第一流之不能，非一般人所言之不能。有了这个体会，余先生也就一眼看到从十二岁就游学于西方各国的陈寅恪，最后为何会回归中国史的原因。而我由于最近二十年更深地进入思想领域已经有这个体会，及至看到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诗文释证》中的文字，就一下子被点破。而这一“点破”实际让我痛苦不堪。
治学对陈寅恪、余英时尚且如此，对我们这代人，如果认识不到自身的浅薄，不为生在这个时代而感到痛苦和痛心，就更可谓缺知缺觉，不知好歹了。
我虽愚顿，却不至于愚蠢到不知耻。
虽然如此，就我能够从一个极权主义的完全观念化的文化中彻底走出来，领悟到这点，真正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它也让我体会到，我的智力和能力要比福山、杭亭顿强，只是无奈一生经历所造成的语言及随之而来的先天的异域文化底蕴的限制。所以自知之明要求我，老老实实地做点一二三的事情，切莫好高骛远。当然也因为我在黑暗中的追求，已经步步留下了脚印，以及如今的文字，它也让我可以说：我超越了黑暗和停滞时代，超出了同代人，我的思想与文字已经和同代人不在一个时空。对此，我相信，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我的探究所已经有的独特特点。
而这个问题，也是让我常常懊悔走向了这条路。如果当初有一个好老师，他能告诉我干点什么更符合这个时代和年龄所允许做出的最可能的贡献，那我是不会进入这类社会科学之路的，我会老老实实地研究点具体的科学技术，或者其它学问，甚至如余英时先生那样选择一门中学。一个人文学者一定要如掌握母语那样掌握了解那门学科的来源语言及文化。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而我们却偏偏更出生在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它注定了，如果你的努力选择在思想史领域，那么能够做的就只有“颠覆”和“返回”工作。为此，我从七零年，要彻底颠覆四九年后的一代，到如今却变成要彻底颠覆四九年后的两代了。现在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自己这一代的问题比上代还要严重得多。几十年走下来让我每日每时地看到，这同代人是更直接的极权专制的社会文化恶果，恶变；更直接的社会文化手术对象早已经彻底换成了这一代人了。
而这一切也就是许良英先生不能够容忍我在他身边，不能够容忍我这样的人存在的原因。他无法容忍我对中国知识界的看法，对启蒙的认识，对党及其文化的彻底拒斥，都是囿于对学问和人生最根本的态度的不同！其实他不能够容忍陈寅恪和余英时的原因也在于此。
再返回来说卢梭，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对当代知识精英领域的极权主义倾向有很大影响。我曾经在论述极权主义及文化思想问题的文章中描述过一个粗线条。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精力回来再专门阅读探究这个问题，但是这实在是一个问题。虽然如此，卢梭曾经提出的问题却不能够说是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最近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家实际上早就看到西方社会所固有的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常常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提出这些问题的。而他们留下的问题是，他们提出解决的方法有的是比现存的还要坏，有的是根本就是在声称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方法所不可能够得到的结论——可说是虚妄的要求。所以要我谈对卢梭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阅读的方法，然后是阅读能力，也就是把握“卢梭的方法”和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以及阅读卢梭自己是如何说的。为此，我以为，这真的不是一个三言两语的问题。
谈到阅读这些思想文化问题，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在现有的西方的思想中，只有能够怀疑自己，试图打破自己给自己的桎梏和悖谬的才是有建设性的，进步性的思想，而这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只有自由主义思想认识到多元性，多元文化，否定扬弃了西方中心主义；只有自由主义承认西方民主制不是好的制度，只是还没有找到比它好的，西方不是好的社会，可还没有能取代它且比它好的。所以自由主义者认为，必须不断认识它、修正它，时刻看到它带来的悖谬和困惑，时刻要谦虚、谨慎，敞开胸怀、准备否定自己。
为此，阿隆在晚年语重心长地说，西方在最近一百年来最主要的进步就是认识到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说自己高于别的文化，比别的文化好。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拚命攻击中国传统的，时下以攻击“汉民族”为时髦的，与拚命攻击西方民主自由的一样，不过是拾一百年前的某些片面、偏狭的西人的牙慧，不过表明自己的精神和学术已经完全被共产党文化彻底浸染和癌变。这个共产党文化正是现代人早已抛弃的，一百年前建立在一元论、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观念文化，一种世俗宗教。回到开始所谈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共产党专制，极权主义专制和中国传统专制，一般专制的根本不同，它毁灭了人性，及人的精神、思想！
暂此打住，因为这一个月来专心做笔记摘录，没有写东西，所以一下笔话就多了，过多的议论，权作自言自语，记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吧。
此祝春安！
维光
2015-03-27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