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海外追逃贪官

自从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以来,大批的官员和商人携带资金和家属逃亡到国外。规模之大,已经影响到了所在国的经济。据媒体报道,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都出现了所谓的二奶村。可见外逃的潮流已经不可忽视了。

这种贪官和奸商的外逃规模,与西方民主国家外逃贪官的规模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制度性的差别了。尽管中共的媒体瞪大了眼睛,也能够找出几例民主国家里贪官污吏被捕的新闻,大肆渲染。说;你看,西方的民主也有腐败。但在民主国家很少听说有贪官外逃,更别说形成了潮流。

为什么呢?首先是贪官的数量少得多。有人民的千万双眼睛看着;特别是有反对党苛刻而又专业的眼睛看着;又很少有徇私的机会。这样的形势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那就是往枪口上撞呢。只有极少数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干这种傻事。

共产党这边儿就不一样了。一党专政就是官场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也有内斗,但那是家务事。所以维护家规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成为了反腐败的最高机构。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反倒成了外人。

这一下子就杜绝了人民的眼睛和专业的眼睛的监督和制约。失去了最主要和最有动力的制约,反腐败就没有了根。没有了根的运动就是浮萍式的运动,必然会流于表面,水过地皮湿,不可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式反腐败的现实。

从共产党执政开始,共产党的反腐败进行了几十年。结果是越反越腐败,到现在已经是烂透了。有人比较过分的形容是全党腐败;全民腐败,已经成熟为一种腐败文化了。

虽然广大的中下阶层人民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腐败。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一种夸张了一些的形容。但也反衬出人民群众的无奈和愤怒。

愤怒发展到无奈的程度,就已经接近了临界点。不在反抗中进步;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看见的现实;也是大家都看见的现实。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呢,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改革政治体制,学习西方人成功的经验。在民主体制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监督下;在民主体制若干反对党的监督下,有效的遏制腐败。让潜在的贪官们不能、不敢以至于不想腐败。我在西方和各级政治家打交道的所见所闻,看见的就是这种不能、不敢和不想的现实。

另一种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选择的坚持一党专政的反腐败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实践了两千多年的失败的模式;也是毛泽东早就又失败了一次的模式。尽管毛泽东反腐败的残酷性仅次于朱元璋的剥皮萱草,也没有真正遏制官场的腐败。仅仅起到了暂时缓解腐败的作用,随着官僚阶层的复辟而土崩瓦解。

这种模式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是因为剥皮萱草毕竟非常恐怖,没人愿意冒这种风险。但是监督制约不力,又给了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极大的想像空间。不仅想像,实践上也大有可为。于是经过几番吃螃蟹的试验之后,腐败就逐渐加速度,很快就蔚然成风了。

现在习近平王岐山选择的一党专政下的反腐败,只能是毛泽东的模式。而且反复强调没有阶段,没有底线。在全党腐败的现实情况下,就必然是人人自危。于是就形成了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观,贪官二奶移民潮,携款赞助法治国家的经济建设。

之所以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个现象,是因为那个时候闭关锁国。和国际社会很少来往,钱多钱少都很难外逃。除了香港离的太近以外,其他地方很少有官员产生外逃的动机。现在不同了,经济开放,人员和资金来往频繁。外逃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正是在这种新常态之下,习近平和王岐山才想到了堵住这个漏洞。作出了追逃贪官奸商的所谓猎狐计划。据媒体报道,为了这个计划,习近平和王岐山将接连访问美国,请求美国帮助实现这个计划。形成对贪官污吏的断其后路的策略。

这个策略在民主国家之间始终都很有效。是反对刑事犯罪的司法行动,向主权之外扩散的互助性的延伸。配合着国内的监督和制约,形成了犯罪分子无路可逃的客观环境。是让贪官污吏不能、不敢最后不想的条件之一。

甚至对专制国家也有制约作用。例如埃及利比亚的独裁政权垮台之后,独裁者们藏在西方银行里的赃款和政治后备金,就被政府下令冻结。这对独裁者们企图复辟的行为产生了实际的制约,也对归还被侵吞的人民财产创造了条件。

所以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为了反腐败,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企图派人和瑞士政府商量,秘密调查贪官们在外国银行的存款。结果被邓小平巧妙地阻止,无功而返。并且成为他在党内被人反目成仇,最终被迫下台的幕后和真正的原因之一。

虽然胡耀邦的猎狐行动是因为内部原因而夭折。但是中共和西方法治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是否能够成功;习近平和王岐山游说美国政府的行动是否能够成功。我将在下次节目里和大家讨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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