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上至高居庙堂之人，下至黎民百姓，人心思变。前者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抛弃中共和长久积蓄的各方面之危机随时爆发的危局，兼之特殊利益集团暗中多加阻挠，很可能一步走错，他们最终权力尽失，甚至自身危矣；后者是为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问题所困，生活多艰，而盼脱离苦海。由是，“求变”已是上下共识，但如何变，怎么变，高居庙堂者可否有清晰的考虑？或许，我们从北京当局一再释放的信号中可以捕捉到一点，那就是大变局已然在酝酿中，而且其发生并不会太过遥远。
12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其中首次“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列入协商内容。有人认为是做样子，有人认为是在向前走，但不管是不是做样子，其突破的一点是：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不再是中共一党说了算，而无党派人士被提名也成为了可能。这是什么信号？
无独有偶，12月8日，大陆有习阵营背景的财新网刊登了胡锦涛智囊且刚刚转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俞可平不久前在北大所作的演讲，题目为《政治学的公理》。演讲内容之大胆颇引人关注。据报，俞可平结合中共官场乱象，阐述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其中明确提到“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他还表示，“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此前俞可平也曾多次发表批判中共政治体制、呼吁政治改革的言论，其在北大履新发言中，亦提到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是治国的底线。如何做到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显然中共一党是力所不能及也。而中国上上下下很多人都非常清楚，中国的许多问题皆是由政治制度，即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如今俞可平公开点出，且是在有习阵营背景的媒体上刊登，背后意味十足，这与新的政党协商内容都应被视为在为大变局做舆论铺垫。
同样是在财新网，同样是在为大变局做舆论铺垫，11月30日，《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一文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为文章中的“转型正义”一词，虽然自1989年以来海外民主人士多次使用该词，但在大陆媒体被公开提及却甚为少见。无疑，社会转型不仅仅伴随着阵痛，还涉及如何检讨过去因政治思想冲突或战争罪行所引发之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之行为等。从中共建政至今，其发动了多次迫害运动，包括“六四”、镇压法轮功等迫害，至今都没有昭雪，而中国若实现真正的转型，回避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大变局，为何要提到“转型正义”？显然是因为当中国的大变局大幕拉开时，真相委员会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而在上文发表前的11月9日，财新网登载的最新一期《财新周刊》的封面报导赫然出现了“清算日”三个大字。虽然文章说的是证券市场等待已久的“清算日”正在到来，但这样敏感的词语出现怎能不让人有所联想？而引发的联想就是：清算大幕开启并非仅仅在证券、金融市场，而是将扩及到政治领域。
将“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清算日、转型正义、真相委员会、制度问题”连在一起看，哪一个与大变局没有关联？而这样预示大变局的信号并非刚刚出现，就在这两年来，习近平接连释放“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生存还是毁灭”等信号，习近平、胡锦涛、王岐山等高层还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亡党危机”，中共体制内的知名人士如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等也相继预警“中国大变局”，称中国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变还是不变，现在已不是选择题。
无疑，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做准备。政治上开始官场彻底洗牌，大量更换各地、各部门主管，并通过反腐排除、拿下江派人马；经济上，亦通过金融反腐，打破江派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垄断、破坏和干扰；军事上，则藉由军改，进一步掌控军权，铲除特殊利益集团仰仗的势力；外交上，习近平采取主动，足迹遍布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释放友好信息，以此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对于触发大变局的关键的是否要抓捕江家人和江泽民，习阵营不仅清楚的释放了“擒贼要擒王”的信号，更是在行动上从外围开始围剿，步步紧逼，江绵恒和江泽民已是呼之欲出。而大变局一旦被触发，北京当局将没有回头之路，只能继续顺历史潮流而动。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