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本文“象棋”一词指中国象棋)最基本的一条弈棋规则是：对弈双方中，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将”(或“帅”)这枚棋子之后，方为最终拿下胜局。否则，即便把对方的“车”、“马”、“炮”杀得丢盔弃甲，屡屡用“将军”之招迫使对方的“将”东躲西藏，但未把“将”逼死、未使“将”就擒，终究不算赢棋。一旦对方有隙可乘，发起反击，局势还可能急转直下，甚至胜败易手。
政局如棋局，中国大陆当前政局何尝不是如此。且看习近平阵营掀起的反腐风暴横扫之处，所向披靡：省、部级高官，军队、武警将领，国企、金融高管之中的“贪虎”们接连落马；“打虎”之际“拍蝇”，风暴还刮向中、基层；无官不贪的江泽民派系大批人马也随之纷纷溃败、落网；形势不可谓不好。但老江这个“老将”不拿下，就不可能最终赢得反腐这盘大棋，甚至都不能赢得“治标”性反腐这个“初级阶段”的决定性胜利。
象棋为一种娱乐性博弈，源于军事，出自谋略。从军事谋略角度来看当今政局，习近平阵营只有拿下腐败首恶江泽民，才算“治标”性反腐胜局在握。此谓之“擒贼先擒王”。“擒贼先擒王”本为一兵家秘诀，后经“诗圣”杜甫吟唱而变得家喻户晓。打击敌方的小分队，往往先瞄准其指挥官。攻击敌方的大部队，往往首先对其指挥中心、通信中枢等实施“斩首行动”、“掏心战术”。习近平以在中央军委当秘书开始其官场生涯，对“斩首”类型的一些战例应该不会不熟悉，尤其是中共军队取胜的战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场上，中共军队于1953年7月13日向位于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附近金城地区的当面之敌韩国军队“首都师”下辖的“白虎团”发起正面攻击时，派出一支侦察分队潜踪疾行、穿插敌后，奔袭“白虎团”团部。此战一向为中共军史所吹捧，称之为“奇袭白虎团”，并用各种文艺手段大加渲染，“文化大革命”中还由江青授意改编成“样板戏”。
如果说击败“白虎团”得之于算计，那么“胡家窝棚战斗”则属于无意中得之于偶然的机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共军于1948年秋发起辽沈战役。战役后期的10月25日，中共东北野战军某部3营与其他各部一起追击国军廖耀湘兵团，该营次日凌晨穿插至胡家窝棚这个村子时，无意中发现村内设有一敌指挥中枢(但当时并不知此处正是廖兵团司令部)，遂“先下手为强”，发起突袭，打乱了廖兵团战场部署。迫于战局的迅速转变，廖本人竟不得不用无线电明语呼叫，仓促指挥所属各部行动。此战规模、战果、对战役全局的震撼性均明显大于上一战例，但历来没有“奇袭白虎团”渲染得那么神乎。
再看看中共军队“斩首”失利的战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共的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翻脸，于是“老大哥”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在中越边境地区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教训”对方。整个战役过程中，中共军队发起过至少几十次穿插奔袭越军的师、团级指挥部及雷达站等重要目标的“斩首”行动，但却很少有“斩获首级”的胜绩。长达一千公里左右的战线上，除了极少数战斗，全线整体上可以说打得“乱成一锅粥”、“煮成夹生饭”，成了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其中穿插失利、“斩首”未捷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共这种集权体制下，政事如军事，官场如战场。置身其中的习近平似应尽快下决心，“擒贼先擒王”，用“斩首行动”、“掏心战术”立即抓捕江泽民、全线震慑血债帮；不要打那种得不偿失、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不能让对方伺机反扑、反败为胜，更不能让对方率先动手，对自己实施“斩首行动”、“掏心战术”。
也许习近平在力寻万全之策、静待最佳时机。然而《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政治形势也如同军事态势，流变无定势，“时机”本身变动不已，且每次临“机”之际，又何以知其是否为“最佳”？
何况“每逢佳机倍事倾”，内政外交皆如此：习近平访问印度之际，兰州军区有部队边境滋事；昂山素姬访华前夕，果敢地区烽烟频起；习近平访问美国出行之前，江派以军中黑客先期攻击白宫、五角大楼；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刘云山便把朝鲜“牡丹峰”剧团请来搅局，破坏中美关系……北京“二会”帷幕未启，江派就在昆明火车站“先声剁人”；反腐形势略显顺利，上海金融股市就“跌跌不休”，国民经济顿生乱局；北戴河刚处理了周本顺，天津滨海新区立刻炸得你“真不顺”；香港“雨伞运动”时，张德江、梁振英等还一度设下圈套，诱使习近平误判事件、下令开枪，企图使之不得不与江派同流合污、“与君同罪”……
江派使用的主要战术之一是“制造乱局，以乱制敌；越乱越好，乱中取胜”。习近平、李克强等忙于应付，四处救火，十个指头按十个蚂蚱，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难以等到最佳时机。兵贵速，不贵久；久则乱，速则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该是习近平断然出招、“斩首”制乱的时刻了！
习近平反腐，先是冲击到政法委系统高官和某些地方诸侯，军队改革又冲击到大批将校，“拍蝇”还要大面积触动中、下层官员，面对江派蓄谋制造的金融危机，又不得不打击、清洗一批金融、国企高管(其中包括若干“红二代”)……这正是“庆亲王”曾庆红的诡诈之处：用各种事端、挑衅、乱局诱使或迫使对方忍无可忍而大力实施“零容忍、无死角、全覆盖”高压反腐政策，以让习近平、王岐山等得罪更多的人、处于腹背受敌之势，江派届时再转守为攻、反败为胜。须知“腹背受敌”乃兵家之大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战败，军事战略上的原因当首推(东、西)两线作战所致。习近平已经在上述多线作战，多方制肘，再行开辟新战场恐怕会自取败局，只有尽快抓捕“腐败总教练”江泽民，才是制胜之道、全胜之道。否则，就容易造成树敌过多、积重难返的局面。
贼首未擒、祸根未斩，手中纵有千策，亦难求得万全。当年抓捕“四人帮”前的运筹之际，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对老百姓获悉此举后的反应并非心中有数，更未期望会得到人民群众如此一边倒的支持。但他们“机”不待其“最佳”，“策”不求其“万全”，该出手时就断然出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当晚，耿飙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对电视台、电台实施突击性军管，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后来耿飙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时，习近平曾为其秘书，对此不应陌生。
设想一下，如果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当时不毅然决然拿下“四人帮”，而是拖延到王洪文指挥的上海民兵发起武装行动、迅速控制上海市内及周边各战略要点，并且驻沪三军各部开始明里暗里予以支持；甚至等到与“四人帮”有瓜葛的第38军第6装甲师从北京郊外的南口驻地突然出动，直奔京城、开上长安街；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中央级媒体同时开始播出“告全国人民书”之类的内容……那时再行抓捕，则为时晚矣！而且谁抓谁都难说了。
如果习近平阵营有人认为，江泽民都半软禁了，有些媒体话锋都直指江泽民了，习总这盘棋已经胜局在望了，那就太危险了！须知“软禁”并非“拘禁”，“直指”并非“直取”，“在望”并非“在握”。“虎王”曾有过“东山再起”之言，又有过策划政治局“生活会”、图谋废黜习近平之举，可见其尚有组织大规模政治性反击的潜在能量甚至现实当量。
此外，还不能绝对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军队、武警或国家安全部门有人密谋之后骤然集结、猝不及防地发起突击，从软禁处所抢出江泽民；后者借此聚焦群“虎”蜂起政变，与习阵营形成对峙，甚至发动内战。所以，只有在“虎群”中取得“虎王”首级，只有最后拿下“将”，习近平才能真正赢得反腐这盘棋的“治标”初局。
不取“将”则习近平阵营未脱危局，至少习近平这个“帅”会不时置身各类危境，此决非危言耸听。如2015年9月3日北京阅兵，习近平乘坐的检阅车在东长安街上各受阅方队前行驶，当时街上就出现人为的小型骚乱，后被迅速制止。此或属“声东击西”战术，目标有可能是“声恫击习”：制造喧哗、故作声张，利用保卫人员唯恐出事而力求尽快制服肇事者的心理，尽量把邻近肇事街段的保卫人员都引离原来布署的最佳警戒位置(至少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之际，狙击手趁机下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虽然最终弹无猝发，习近平人车两全，陪同、跟随其后的阅兵总指挥宋普选将军也安然无恙，阅兵总算圆满结局，但有些迹象仍微显蹊跷。
如果不抓江，即使没有暗杀，照样国无宁日。2015年3月习近平外访问巴基斯坦之际，江泽民、曾庆红就试图用政治局“生活会”的方式来罢黜习近平。2014年3月1日，驻辽宁盖州的第39军第115师八百多官兵哗变。2015年12月4日，中新社新闻稿将“习近平致辞”误作或故作“习近平辞职”。2012年8月、9月间席卷中国大陆几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浪潮打出“薄熙来是人民的”之类标语及口号。还有2015年6月的上海金融股市崩盘、同年8月的天津大爆炸，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如果集中发生在同一天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这种可能性虽说很小，但却又很难完全排除。
如果抓了江，大局已定，那么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发生暗杀图谋，也不会造成全局性的震撼，只能起泄愤、报复等作用，负面的政治影响会小得多。
如果习近平真的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就应速战速决。政治棋局只有对抗赛、没有表演赛，所以棋不在其大而棋路多变以供观摩，而在其行而夺取胜局。“不抓江泽民，干啥都不行”。不抓江泽民，军队改革中会没有人给习近平故意添乱吗？不抓江泽民，李克强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能正常、有效、健全运行吗？不抓江泽民，王歧山再施行反腐高压也无济于事。即便是一大群一大群地“围歼”“贪虎集群”的辉煌战果与震撼效应，也远不如拿下一个江泽民。
如果暂且不考虑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其道义伦理上的正义与否，仅仅从技术处理层面分析比较一下此问题，或许也是不无裨益的。1976年4月，邓小平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定为“(1975年夏秋)右倾翻案风与(1976年4月)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而被打倒。9月毛去世、10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尽管广大老百姓和中共党内中、高层大多数人都希望邓重返政坛，邓的党籍也没有被撤销，邓还是无法立即复出，关键是“中央有定论”。直至近一年后的1977年7月，邓才重返政治舞台。以邓为代表的一大批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复出之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冤案并没有随之平反，而是一直拖到1980年才办成。因为刘少奇一案不仅是政治局定的，而且是1969年中共“九大”全体会议通过的，加上刘已被“永远开除出党”，所以此案更难翻。江泽民罪恶累累、罪证昭昭，已查证的罪行便可判刑甚至判极刑。习近平、王岐山等似应考虑及早对江处之以党纪、绳之以国法。有争议的定罪内容、后续查证的罪行等都可以在此后另行开庭审理。党内有结论、司法有判决，江泽民就很难打出叛旗，实施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反击或政变，而是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如上述邓、刘的平反过程)；而在这段时间内，习近平阵营则可得到足够的预警、得以充分的准备，从而避免遭到兵变之类的突然袭击。
江泽民的罪行绝大部分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犯下的。而上文列举的江之罪行，几乎全部是在“十八大”以后犯下的。此一可见江作恶之多与作恶多端，二可见其性质上更属于“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顽固对抗习中央的。江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众“虎”心存侥幸的“翻盘”希望所在与幻想所系。不擒“虎王”，焉伏“虎群”？所以，在中国政治这个大棋盘上，“伏虎群则先擒虎王”实在是习近平阵营非走不可的一步极为关键的棋。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