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财经》发了一篇专稿，题目是《都说治霾，钱从何而来？为治霾算笔账》。文章说，“北京再次陷入重度‘霾伏’，首次启动了红色预警。红色预警代表着政府启动了一种极高等级的应急状态，全社会都要随之进入应急状态应对灾难。……按《大气防治投融资需求》，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从中央财政投入规模来看，尽管有稳定增长，但是与实际需求相比仍落差较大。”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两个字：没钱。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都说治霾，钱从何而来？”
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不是早有规定，“谁污染，谁治理”吗？既然大气污染主要来自于官吏们以高污染GDP猎取权、钱、色，以至于钱多得花不了藏在夹壁墙、水池里霉烂，何不去找贪官污吏去呀！去找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同志呀！肖扬创了个世界纪录：以最高法院院长之身贪污1,500个亿！
人们在网上争论：1,500亿能干什么？
——起码相当于750万中国人一年的平均工资。按照每家3口计算，至少可以养活2,000多万个老百姓；
——可以买一座空荡荡的城市了，然后请一堆的小姐服侍自己；
——可以去非洲买大半个国家自己当总统；
——可以买若干架战斗机，或者造七艘航空母舰……
以我之见，当然首先应当用于治理首都雾霾。据专家测算，北京天津河北这一块“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治理雾霾，总投资大约需要3,450亿。这点钱，肖扬一人就能出一半。再找一个肖扬，中国首善之区的呼吸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一个法官竟能贪污受贿1,500个亿，匪夷所思。但并非孤例，他的上司周永康不是也查出来900多亿资产吗？一个主管政法的党官，又不是大毒枭、抢银行的劫匪，从何而来如此巨资？再去找几个法官和政法书记，光是司法系统的赃款就足以解决京津冀地区的雾霾了。
那么全国治霾呢？
环保专家测算，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政法系统可能出不起，但全国的事全国办：外逃贪官10几万，卷逃款逾2万亿——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指称，中国非法资金转移全球首屈一指，从2000至2008年，自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不是人民币，是美元。随便算一算，就是全国治霾所需投资的10倍。“都说治霾，钱从何而来？”——这2万亿美元不是钱吗？自然，这钱是卷逃走了，大约难要回来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抓住他们的手不许再贪了不行吗？不行，打死不行！这就点了人家命门了。
看看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
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曾经连续6年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皆如泥牛入海无消息。2012年，韩德云先生第7次提出了这个议案，这回幸运地列入表决，结果遭到无情否决。记者对这一场面有一则震撼性描述：议案一提出，全场立时鸦雀无声，代表们在无声中按下否决按钮，否决率高达99.99%。查那一届代表人数为2,987，也就是说，赞成票加上弃权票是3票。我怀疑这个百分比搞错了，小数点后面是不是多写了一个9？就算是加上10倍，30个人赞成，那也太可怕了。
谁说是“橡皮图章”？多么快速、准确的本质性的选择啊！
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代表谁？他们代表腐烂、掠夺、专横、野蛮，不知羞耻，他们代表肖扬、周永康，他们代表癌症村、雾霾！
既便他们一齐按下否决按钮，不许追讨赃款，但他们手里仍然有钱，有很多钱。中共如今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英国之总合，更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和前苏联。这些钱哪儿来的？是从盗卖土地以及由此而拉动的房地产、钢铁、水泥、制造、能源、运输等等产业。其源头是土地——卖地收入高达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以上，最高的数字是占年财政收入的71.68%。
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3.15万亿；
2012年2.7万亿；
2013年4.1万亿；
2014年4.2万亿；
2015年官方预计近4万亿。
这5年卖地收入加起来18万亿，怎么还说治霾无钱？
富于中国特色的高速崛起，其核心秘密就在于压榨资源环境与压榨底层百姓。稍有一点良心，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返还这泼天暴利的来源——环境与人民。这是最温和的要求了。有论者说：“土地出让收入增加……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腾挪的空间更加宽松。”——文人的想当然尔！“腾挪的空间更加宽松”吗？连呼吸一口清洁空气的钱还不知到哪儿去“腾挪”呢！我们能看见的，是把不义之财“腾挪”到外国的“空间更加宽松”了。
让我再次引述专家的估算：“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近5年来卖地收入年均3.6万亿，是这个1.84万亿的2倍。如果分5年投入，每年治霾投资，只占到年均卖地收入的十分之一。
由此观之，治霾没钱是一个伪问题。不是没钱，是不愿意出钱。99.9%的“人民代表”都在那儿毫不犹豫地按否定键，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说白了：他们的心思在伺机捐款潜逃，谁在乎你中国雾霾不雾霾！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