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句话：“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里的“危”是严厉、正直的意思，这里的“孙”是谦顺、谨慎之意。所谓“危行”指的是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品行，“危言”则是指正直的言论和真话，而“言孙”意为言论应当变得谦顺。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当国家有一个好制度时，人们要讲真话，行为正直；而当国家制度变得不好时，人们仍须行为正直，但言语须谨慎。
无论有道无道，行为正直都是必须的。孔子的这句话，常被一些人拿来作为批评儒家的证据，他们认为“言孙”就是不敢说话。这其实是误读。严格说来，“危言”只有说给那些想听的人才能发挥效用，所以“言孙”并不是指怯懦，而是实现“危行”的前提。在孔子看来，只有在一个好的制度下，人们才会自由表达，愿意自由表达，其实是衡量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国语》有专门的故事，来说明让民众自由表达的重要。周厉王暴虐无道，民众都指责他的暴政，于是召公对厉王说：“民众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厉王大怒，找来了一群巫师，专门监视那些议论朝政的人。一旦有报告，厉王把那些议论者杀掉。最后民众没人敢说话了，熟人在路上遇见了，也只敢用以眼神示意。周厉王高兴地告诉召公：“我已成功制止了民众的议论了，人们不敢说什么了。”
于是召公说了以下名言：“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这是阻止人们的言论呵。禁止民众之口的危害，比堵塞河川的水还要危险，河川水被堵塞会决口奔流，伤人一定很多，禁止人们讲话也会这样。因此，善于治水的人要排除水道壅塞使它畅通，善于管理人民的人，要引导他们敢于讲话。
召公又说：民众用嘴发表意见，政事的好坏就自然表现出来了。民众心中有思虑，自然会在口中表达，怎么能加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了百姓的嘴，还有人会关心政事吗？
这是两千多年前召公对周厉王的谏言，周厉王不听劝告，三年后发生了“国人暴动”，把周厉王赶出了镐京。这是二千多年前人们就明白的道理，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当年的人都能认知到，公众舆论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庭，所以它会没日没夜地讨论它认为重要的事情。敬畏舆论会使权力学会小心谨慎，却也因此变得安全稳妥。不像有些舆论工程师们，只期望把那些自发的独立言论，都包装成能制造认同的官方话语，如同包装商品一样。让所有的头脑被一种思想定型，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认知，才是这些工程师期望达到的目的。
在他们看来，公众舆论是不值得信任的，似乎总是代表了谬误，而很少有真理，透露的也总是负面信息。
正是这种对公众舆论的偏见，导致了某些官员对此类事件总是用“堵”的战术，好像只要把这些言论删除了隐藏了，就天下太平了，其实这些言论仍然在人们心中。等到人们真的认为只能秘密传播这些言论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转自《微信公众号“六根”》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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