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国焘因“路线斗争”和林彪因权力斗争失败而选择叛逃不同，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早期中共政权呕心沥血，出生入死，却在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独当一面时毅然选择抛弃中共。
对于龚楚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中共建政后当局一直讳莫如深，甚至龚楚在香港的自传《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等在香港面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宣传机构仍然噤若寒蝉，以至于长期被中共政治洗脑的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龚楚为何许人也”。中共为什么如此害怕提及龚楚？龚楚到底又说了些什么？
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共无法对言论及资讯完全封杀的情况下，被中共曲意美化的长征等真实情况日渐被大众所了解，中共喉舌为掩盖自己的尴尬，不得不出面为自己辩解，称“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龚楚是因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而叛逃云云。
龚楚当年为何做出如此选择？他是否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样经不起考验？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和反思？从《龚楚将军回忆录》，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龚楚真实的心路历程。
清光绪27年（阳历1901年），龚楚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村，幼时祖父母均健在，还有两个哥哥、一姊、一妹；父亲经营商业兼农业，母亲主持家务，家人和睦相处，家庭经济亦可称丰裕，童年生活充满了温暖。七岁开始进入私垫读书，九岁学习射击，十岁已能打飞鸟；其祖父抱着耕读传家的观念，在其兄弟三人中对龚楚的期望最殷，管教较严。
龚楚15岁在广州读中学时，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崇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希望能追随孙中山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龚楚入粤军第2旅，曾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后，龚楚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龚楚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少校参谋。
龚楚在回忆录中谈及加入中共的初衷。“我少年时期，不好交际，生活严谨，惟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当时是受同乡游说，以为参加中共是更进步的革命工作，1924年，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团。”
由于龚楚是早期中共不可多得的军事及政治人才，一年后中共就吸纳他入党。1927年5月初，龚楚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龚楚与朱德毛泽东组成前敌委员会。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他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及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年仅34岁的龚楚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龚楚在声明中写道：“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我为我的良心所驱使，于1935年5月，抛弃了过去11年的斗争历史，冒着生命的危险，脱离中共，另谋新生。”
从龚楚的回忆录我们了解到，龚楚曾经历了多次的生死危机，并非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为何他对中共所宣扬的信念产生动摇，这还得从中共当年对民众的残忍谈起。
龚楚曾在自传中谈及令他内心非常痛苦一件事：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这件直接拷问到他的良心的事件，促成了他随后在中共的灭绝运动中提了不同意见，而被整肃。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冶局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周即席说明：“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要进一步没收富农的财产，以彻底剥夺其经济的优越条件。中农是农民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份子，但他们有很快便成为富农的条件。他们的革命性是极度薄弱的，应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团……”。
龚楚心里清楚，1933年时，地主富农的定义都规定得非常苛刻与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亩，甚至不足十亩，只要其生活来源主要是收租，或部分收租部分自耕者，皆名之为地主。农民中凡自耕自给，或雇用一二农民助耕的即名之为富农。如果照周恩来这个说法，那么农村中要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龚楚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想法：“我在农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农民的痛苦，不独是雇农、贫农苦，甚至富农和地主一样苦。由于农村经济的贫乏，农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极少。我和一般农民一样，厌恶并愤恨一般苛索农民的土豪恶霸；因之，我参加中共的革斗争，希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社会，尤其是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龚楚认为，中共现阶段的革命，如果是为了被压迫的人民谋解放，为了要使广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就不应站在阶级仇恨的立场，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杀。”
在会上，龚楚婉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就被周以第三国际的决定加以压制，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被通过并执行。
这一政策到底产生怎样的直观后果呢？龚楚随后遇到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1933年7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俱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
龚楚心里明白，即使身处红军高位，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帮忙反会害了她们，内心痛苦无以言表。
此外，周恩来还对龚楚秋后算账，8月下旬，龚楚的粤赣军区司令员一职被撤，周恩来对龚楚宣布：“开除党籍一年，并送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你能彻底转变”。
周所谓的“彻底转变”，其实质就是要让龚楚放弃仅存的人性一面，而彻底被中共的党性所取代。这让原本饱受良心煎熬的龚楚更为迷茫和痛苦。
龚楚在回忆录中披露，自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龚楚披露，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龚楚在后来的反省中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像。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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