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党员：他们的父亲或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而他们利用这一特殊背景，或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报，策反国民党官员等；或抛弃家庭，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对中共可谓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后，他们选择继续追随中共，选择留在大陆。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让他们万劫不复。
傅作义长女凄惨下场
当年，中共军队可以兵不血刃占领北平（后改称“北京”）的直接原因是时任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的傅作义，接受中共条件，率25万守军投降，而迫使傅作义做出如此选择的是他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长女傅冬菊。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中共遂命令傅冬菊回北平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通过同父异母的5岁小弟弟，傅冬菊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又让小弟弟把钥匙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并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了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菊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随着战事的发展，在潜伏在蒋介石周边中共间谍的配合下，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节节败退，华北陷入危机。
彼时的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平时，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由于傅冬菊屡屡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她在劝阻父亲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还把父亲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情报及时汇报给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据取得的情报掌握战机，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华北。
根据傅冬菊提供的情报，中共做出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而为了北平千万百姓免遭涂炭及北平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傅作义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傅作义与毛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均通过傅冬菊，彼时傅作义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早已背叛了自己。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在傅冬菊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信时，深怕“士可杀，不可辱”的父亲临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让傅作义看不见。
直到1949年2月，中共军队入城并公开发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档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让作为中共拿下北平功臣的傅冬菊没想到的是，自己在以后的岁月中境况凄惨。
1949年后，傅冬菊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文革期间，她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在她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内心不解、痛苦的傅冬菊在给毛写了两封信后，最终获得了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实际上傅作义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退回一处给他女儿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没人理这事。
2007年，傅冬菊离世。他的父亲傅作义则是在1974年4月病逝。或许，离世前，她才明白为何父亲当年骂自己“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吧。
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儿女婿双亡
居正，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瀛棣，居正的女儿。1935年夏，居瀛棣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间，她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改名周南）的同学，她是中共周边组织成员，并深受其影响。
1936年夏，居瀛棣在一些教会大学在浙江普陀山举行联合夏令营的活动中认识了祁式潜，当时的祁式潜是金陵大学的学运领袖，早已受到中共极深影响。后来，居瀛棣回忆说：“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
最终，祁式潜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在祁式潜知道了她的身份后，就把她作为“发展周边团体”的物件，慢慢的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爱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已秘密加入中共的祁式潜回到扬州，组建了隶属于中共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也决心追随祁式潜的步伐。1939年2月，居瀛棣加入中共。同月，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祁式潜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成了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刘少奇、陈毅的接见。陈毅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1943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根据地，区党委部署妇女和儿童疏散。居瀛棣遂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潜入上海，同时淮南区党委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即又展开了“审干”运动。8月，由于受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负面影响，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被迫出走，由此引发了淮南东南地区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一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祁式潜赴上海与妻子团聚，其间（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事实上形成了“脱党”。
1944年1月，祁式潜夫妇赴重庆，居正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祁式潜，虽然居正对女儿女婿的共产党身份早就有所耳闻，但因深爱女儿，一向持反共、剿共态度的居正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一职。1945年8月，从事秘密工作的祁式潜被捕入狱，居正出面将他营救出来。
中共建政后，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文革爆发后，祁式潜被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员和“叛徒”，1966年8月4日服下“敌敌畏”身亡。造反派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宣布其为“畏罪自杀”，开除党籍。
居瀛棣为夫申冤近3年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1969年离世。他们的儿子嵩年也被关在监狱中。
傅冬菊和居瀛棣至死可明白，在她们背叛自己父亲的那一刻，她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