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4日讯】舒绣文没有其他当红女星的美貌，也没有殷实的家底，博学的父母。这位在北京大杂院长大的普通女子，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不过命运多舛，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舒绣文，在拥有众多光鲜头衔之后，还是没能逃出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魔爪。
1969年冬，年关将近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军代表带着几位领导，走进一间挤着七八个病人的病房。他向一位脸色灰黄、腹腿肿胀的中年妇人祝贺：“舒大姐，您被解放了！”
“大姐”原本被病痛折磨得无法直立，听到消息后忽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她瞪着眼睛，嘴唇张阖间，却吐不出一个字。
荒谬的时代，造就荒谬的现象。文革动荡带来了全民恐慌，令“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哪怕这位妇人，曾是颇受观众喜爱的影剧明星，哪怕她拥有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联”“妇联”等头衔，哪怕她是中共定的国家一级演员——舒绣文。
或许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她忘记了，在文革中无端遭受的屈辱与磨难。
受中共“洗脑”而不自知
有的人凭美貌、才华或身家背景涉足演艺事业，舒绣文似乎都不具备这些优势。很多观众认为，她的容貌并不符合传统的美女形象；家境一贫如洗，年幼的弟弟不幸饿死，她自己也在14岁辍学打工，更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然而有声电影的兴起，给讲一口京味普通话的舒绣文，带来命运的转机。
16岁时，舒绣文离开北京的大杂院，只身赴上海打拼。她在一家餐厅打工时，一位客人意外发现她的潜力：身段匀称，性格泼辣，口齿伶俐，嗓音清脆，是个“电影苗子”。他引荐舒绣文进入电影公司，帮她得到第一份工作——教电影公司的老板娘说普通话。后来，她因失败地出演小角色遭老板痛骂，但并未丧失拍电影的信心。
1931年初，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开拍，舒绣文得到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机会。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让她成为中国第一位配音女演员。
30年代起，中共组织为与国民政府争夺“宣传阵地”，在上海吸纳一批文化人士，促成“左翼作家联盟”，并影响着上海影剧界。这一时期，舒绣文不仅参与了“左翼”电影的拍摄，并先后参加“左联”领导的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尝试话剧表演。因剧目多次遭到政府禁演，年轻的女生反思政治时局，逐渐“倒向”中共一边。
舒绣文以“性格演员”自居，敢于在话剧、电影领域挑战各种性格强烈的角色，如《梅萝香》的“白相女人”、《天国春秋》的女英雄洪宣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抗战夫人”王丽珍等，努力为中共“发声”。
1948年，她与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移居香港。她本可以过上优渥富足的生活，却因周恩来的一封邀请信，让她满怀着报国幻想重返大陆。次年5月，舒绣文参加北京第一届文艺工作者大会，被灌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中共文艺观。
很快，她主动提出参军，到西南前线“体验生活”，接受教育。从此，舒绣文更是积极地投身中共的文艺事业。
“不要命”的一级演员
为了完美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形象，她按照中共指示，“投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体验生活”。拍摄《女司机》《一场风波》等影片之前，舒绣文不辞辛苦，亲自到火车站、农村等地去学习、劳动。
50年代起，中共在大陆推行工资定级制度，全国仅有四位演员评定为“一级演员”，舒绣文就是其中之一。长期“忘我”的工作，残忍地吞噬着她的健康——身患风湿性心脏病。每当发病时，她都异常痛苦，气短得不能平卧，只能坐着过夜。
名利双收的代价，是身体的迅速垮掉。她却不顾医生的嘱托，想法设法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发光发热”。
演不了电影，她就去给译制片配音，又于1957年调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话剧。在“人艺”，她既出演《骆驼祥子》的虎妞、《关汉卿》的朱帘秀、《北京人》的愫芳等主角，也甘当其它话剧中的龙套角色甚至活道具。1962年，舒绣文带病演出话剧，竟在落幕时昏倒在舞台上。后来，她又转去演活报剧；再不行，就去诗朗诵；再开台词课，最后转到电台播长篇小说。
忍受着病魔的折磨，舒绣文从台前一路退到幕后，“不要命”一般做着中共的“代言人”。很快，文革浪潮袭来，迅速败坏着大陆的一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她，不仅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文化名人，而且因其病弱的身体比其他人承受了更多煎熬。
文革初期，舒绣文刚做完一次大手术，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及“黑帮分子”。几名外地赶来的造反派强行“提审”她，问不出罪行，伸手“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她只能默默忍受虐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休养，舒绣文又患上肝硬化。造反派们无视医生开具的长期卧床的假条，对她的迫害与摧残步步升级。
在文革中孤独辞世
“舒绣文！下来接受批斗！”一天下午，造反派们气势汹汹闯进人艺大院，在她家楼下声嘶力竭地高喊。有人悄悄说：“她病了，恐怕不能下楼了。”他们毫无退意：“不能下楼？爬也得给我爬下来！”
她终于出现了，虚弱的样子让周围人惊呆了：面色灰黄，眼窝深陷，腹部因腹水而高高隆起，双脚肿得穿不上鞋。造反派连推带搡地把她拽进一间黑屋，屋内立刻传出粗野的打骂声……她每天还要参加“学习”，从家到单位只能“摸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一小时”。
1968年，风雪满天的时节，舒绣文被勒令在室外参加劳动改造，替造反派刷大字报。她咬牙坚持着，渐渐“嘴唇发紫，腿脚发硬”，昏倒在街头，手还死死攥着浆糊桶和一把掉了毛的扫帚。
舒绣文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同事们的努力下，她住进同仁医院。按规定，一级演员可以配备单独病房，由于她成了“黑帮”，只能和七八个病人挤在普通病房。祸不单行，一直为她诊治的老医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送去揪斗，只有一个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照顾她；唯一的养子舒兆元，被打成“狗崽子”下放到农村“改造”，只能由其女友曲青云在病榻前尽孝。
一天，舒绣文忽然无法排尿，腹胀使她痛苦地淌下汗珠。医生看了看摇头就走，曲青云赶紧冲上去，苦求他想想办法。医生尝试做手术，在舒绣文腹部开一个洞。黄色的液体喷射而出，让她轻松许多。可是第二天，她还是无法排尿，腹部肿胀得更厉害。这次，医生也束手无策。
熬到1969年的年关，舒绣文等到了“被解放”的消息。一向效忠中共的她，竟然激动得从病床上站了起来。这个消息救得了她的人，却救不了她的命，终于，舒绣文的病情不可遏止地恶化下去。某天上午，她发现腿上忽然流出许多水。原来是过量的腹水，撑破了腿上的皮肤，一股股淌下来。医生见状，悄声告诉曲青云：“没法治了，快准备后事吧。”
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临终时见一眼儿子，可是儿子还在农村改造，无法赶回。3月16日晚，舒绣文好像得了魔怔，一直呆呆坐在床上，两眼直直盯着门外，不吃不喝，也不理睬旁人。她又一声不响换上一件平日最喜欢的黄毛衣，把头发梳理整齐。晚上，她不停地念叨：“怎么青云还不来看我？”
深夜，她忽然从睡梦中惊醒，大声呼喊：“兆元，兆元！”经抢救无效，舒绣文于3月17日早溘然长逝，终年54岁。遗憾的是，她至死都没见到儿子最后一眼。
她本是前景光明的大明星，却过早地耗损自己的健康与生命。她本一心替中共卖命，也难免恩将仇报、含恨而终的结局。舒绣文，曾经在中国影剧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因投向中共，蒙上洗不掉的冤屈与掸不尽的尘垢。
参考资料：
舒绣文，十年来的舞台生活，《戏剧报》，1959年第18期。
舒兆元口述、李菁整理，从小角色到大演员——忆我的母亲舒绣文，《文史博览》，2010年第8期。
李跃、孙晓鸥，一颗明星的陨落——记著名表演艺术家舒绣文，《文史精华》，1995年第10期。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