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初步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所撰写的《党史笔记》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本文所述参考了二位的研究成果。
整风运动源起
整风运动源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其后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共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1943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同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1943年夏季，整风运动初步结束。
何方认为，“整风”其实就是要把延安以及党内的一切党员干部培养成崇拜领袖的驯服工具。事实也的确如此，毛希望通过运动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一切对中共夺取政权没有帮助的马列书都被称作“教条”。肃清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观念；树立“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观念。使用感化和暴力手段，培养忠顺的中共党员和组织。
整风运动中毛采用流氓手法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地，毛在整风运动中是极尽其所能，甚至采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比如公然篡改党史，将有碍自己形象的如吹捧“蒋委员长”的文字删除；使用流氓语言，批判其他中共留过苏的王明、张闻天等领导人和知识份子，称他们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
而毛不顾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在以后的运动中一再使用。所谓“引蛇出洞”，就是鼓励人们发表意见，然后再加以打倒。比如整风运动中，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书中批评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此外，王实味还将矛头指向其顶头上司、研究院领导人罗迈，并撰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没有匿名。
王实味的文章轰动延安，而他很快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并在“审干”过程中遭到迫害。作家萧军曾当面请求毛从轻发落王实味，毛却不让他管，称其“问题复杂，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
1943年4月1日，负责“审干”的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1946年在中共对“审干运动”中遭批判的大部分人甄别平反时，针对王实味的最终结论仍然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王实味被秘密杀死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而在以后的“反右”等运动中，如王实味这般坦言批评中共的，基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整风运动的恐怖
整风运动有多恐怖？《红太阳》一书中披露了诸多材料。仅选取几段。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份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物件对像，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90%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次，私自被关押的29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而死……仅延安一地自杀死亡者就有五、六十人……”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人是特务……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据说，当时偌大的延安城，晚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风运动积累中共整人经验
通过整风运动，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张闻天、王明等，均遭到了清洗，毛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此外，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字的无辜者。后来逃亡苏联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不过，二者不同的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毛除了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外，还为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龌龊的经验，如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炉灶”、采取激烈手段在达到目的后道歉等。
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中共其后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对毛的崇拜开始
伴随着毛权威的树立，在延安喊毛万岁、将各种封号贴在毛头上、唱新改编的《东方红》等，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甚至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
据李雪峰回忆，彭真是第一个在延安喊毛“万岁”的人。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彭真主持的中央党校，集中了延安六分之一的干部，包括大批高干和文化人，只要彭真振臂一呼，各机关学校必然群起仿效。而少数不赞成喊毛“万岁”的如彭德怀、张闻天等，自然招来了毛的记恨。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不喊或喊的“万岁”少了也是罪过。如“文革”初期，农垦部的王震和陈漫远打大字报战，王震揭批陈漫远的罪过之一就是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万岁，而他则是经常喊。
与喊“万岁”同时兴起的，是对毛泽东的各种封号。如“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等等，毛皆坦然接受。与林彪文革中提出的“四个伟大”相比，此时中共高官们对毛的肉麻恭维丝毫不逊色。
《东方红》曲调来自陕北民歌
除了喊“万岁”，将肉麻的词句贴在毛的头上，后来家喻户晓的《东方红》也是这时出现的。事实上，《东方红》的曲调取材于陕北情歌《骑白马》，而《骑白马》则是根据流传了百年的山西西北民歌《芝麻油》改编而成的。
《芝麻油》的歌词共六段，大义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呦，我的三哥哥呀……1938年，中共红军剧社一个叫安波的文人将其改成了抗战情歌，歌词大义是：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呦，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呦，打日本也顾不上！
显而易见，无论是《芝麻油》还是《骑白马》都没有脱离当时的乡土背景，但是《东方红》的出现，却与对毛的个人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整风期间的1943年上半年，一个在小学任教的名叫李锦祺的老师将《骑白马》重新填了三段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4年由诗人公木将二三段改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经中共推广，《东方红》在1949年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出现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而且在文革期间全国上下一片“红”。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后，中共文艺团体出国演出时，常常是先唱《东方红》，最后唱《国际歌》；才唱罢毛是红太阳，“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如此的自相矛盾，中共却是几十年从不觉尴尬。
结语
无疑，延安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毛在思想上的权威，而且为中共积累了更多的整人经验，其手段在中共后来发起的历次运动中屡屡被运用。而由民间小调改成的《东方红》，在残害了无数中国人的“红太阳”死去后，仍在毒害世人，迄今未止。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