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6日讯】在中共的内部整肃中，“肃托”的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或极端隐蔽。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报导，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整肃托派的。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而“托派”，是苏联共产党中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简称。斯大林曾在30年代进行过大规模的剪除异己的反托运动。
1931年5月，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陈独秀组织过“托派中央”，但1937年8月后，“托派”组织发生了分化，在抗战时期，“托派”已无统一的组织，而在共产党内，从上到下更没有一个潜藏的“托派”组织。但在中共历史上却发生过3次“肃托”事件，其杀人之残忍不亚于整肃“AB团”。
旅美原大陆历史学教授刘因全：“托派本身是斯大林造的一个肃清政敌的一种方法，斯大林他用这种办法肃清托洛茨基，不但托洛茨基，他把其他的一些和他一起战斗的战友一块肃清，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一个派系，到了中国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了。”
1937年11月，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鼓吹“肃托论”。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指责托派是接受日寇津贴的汉奸、特务，把“托派”与“汉奸”等同。之后，康生在延安担任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捕滥杀。
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披露，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被处置对像主要集中在三类人员身上，这些人员一旦被怀疑是托派，就会遭到秘密逮捕。
这些被捕人士在遭到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肉刑逼供、诱供、套供后，有的被秘密囚禁，有的被秘密处决。而被处决的方式则极为恐怖。
时任中共中央调查局副局长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师哲，曾在其回忆录中披露，1940至1941年间，在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有3个所谓的托派人员活着的时候，就被当作医学解剖用的材料而遭到处置。
与延安的秘密“肃托”不同，山东湖西的“肃托”则公开且近似疯狂。
1939年8月，湖西边区地委干校青训班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些学员不愿服从组织统一分配，希望回家乡工作。而这一要求被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指称有“托派”煽动，于是在王须仁，以及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发起“肃托”运动。
他们用捆绑、吊打、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手摇电话机过电等七十二种酷刑，对所谓的托派人员进行逼供、诱供、串供、指供，在乱捕、乱杀中，仅1个多月时间，就先后逮捕审查了五六百名湖西党政军干部，杀害了300多人。
杀人方式则有集体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和用木𨱍头将脑壳砸烂等。
在湖西“肃托”事件发生的前后，山东的泰山区、鲁西区、鲁南区等地也有220人被打成托派遭到残酷杀害。
刘因全：“中共就是主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它就把斗争这个哲学推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站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立场上，指责其他人政治不正确的时候，其他人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了，这个人他站了制高点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就可以调动一下资源来打击对手了。”
湖西“肃托”事件，中共后来把它定性为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但当时被诬陷为托派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后来的中共历次运动中，却仍以“托派分子”被中共整肃。
据《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一书介绍，1952年，中共为了争取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在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12月22号，将千余名托派成员以及托派的同情者，作为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生日礼物，全部逮捕关进监狱。之后，这些人分别被判处3年至无期徒刑。有的人甚至在被关押2年后，还被送往内蒙古集宁劳改营强迫苦力劳动。这起事件被称为“大肃托”事件。
政治评论家仲维光：“共产党自己、毛泽东自己也不隐讳，他们究竟采取什么策略，是把你抓起来、还是把你放到外面去劳改、还是给你出路、暂时给你平反，完全都是看对于他们政权的需要，所以，托派在共产党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整肃另一派别的借口。”
中共党校党史部教授祝彦曾撰文说，“中国托派”实际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而“托派汉奸”则是陷害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
采访编辑/易如 后制/陈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