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31日讯】美媒PBS日前播出了对一名曾到大陆做肾移植患者的采访报导。报导引述医学证据以及医生、人权工作者的证词表示，中共活摘死刑犯、良心犯和法轮功学员等器官的罪行仍在继续。
以下是美国公共电视网（PBS）5月29日 NewsHour 节目的中文翻译稿，来自博谈网5月30日的编译报导。
WILLIAM BRANGHAM：几十年前，中国开始实行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例如肾脏和肝脏，移植到需要器官的人身上。该做法受到人权倡导者和医学伦理学家们的谴责。
中国政府表示已改革了这种做法。现在他们说他们只从志愿者那里摘取器官。但有人说（从被处决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这种做法还在继续。
HARI SREENIVASAN和制片人DAN SAGALYN有以下的报道。
HARI SREENIVASAN：这里是一条生命的更新。在这里看到，一名移植外科医生从一名志愿捐献者身上摘取肾脏，并将其植入一位肾脏衰竭的人身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新器官的患者必须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获得一个可用器官。但是这名男子告诉我们，十一年前他有末期的肾脏疾病，不能再等了。
肾移植患者（通过翻译）：我那时已经做了两年透析，身体一直在走下坡路。
HARI SREENIVASAN：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见到他。他要求我们通过遮住他的脸、替换他的声音来隐藏他的身份，保护他的隐私。
肾移植患者（通过翻译）：他们称这些人是活死人。你还没死，但已经走了。
HARI SREENIVASAN：由于他的年龄和罕见的血型，他说他在轮候到获得一个新的肾脏之前就会死去。于是，在家人和朋友们的敦促下，他于2006年去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一个星期里，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肾脏。他说他为该移植支付了一万美元。
在加拿大，这是免费的，因为政府会支付医疗费用。在美国，肾移植的平均住院费用为15万美元。旅行到另一个国家进行这种手术称为移植旅游。
肾移植患者（通过翻译）：我是死着去那里，活着回来的。
HARI SREENIVASAN：在美国，平均每天有22人在等候移植时死亡。在（加拿大）这里，等候一个肺的中位等候时间是4个月，心脏几乎是1年，一个肾脏是2年。可以理解，移植旅游通过承诺几乎不用等候，把他们吸引到了其他国家。
不仅仅是加拿大生产出了前往中国的器官旅游者。在地球的另一边，大概在同一时间，一名以色列医生也有一位需要移植的病人。
移植外科医生JACOB LAVEE：早在2005年，一天我的一位病人来告诉我说，医生，我厌倦了在以色列等候一枚适合的心脏，我的保险公司告诉我，我应该前往中国，因为他们已经为我安排了心脏移植手术。他提前两周告诉了我他具体的手术日期。
HARI SREENIVASAN：心脏外科医生Jacob Lavee是以色列移植协会会长。虽然肾移植可以从活着的供体身上获得肾脏，但心脏移植不是这样。
JACOB LAVEE医生：如果承诺病人在某一具体日期进行心脏移植，这只能意味着——那些承诺者提前知道潜在的器官提供者将会那时死亡。
HARI SREENIVASAN：人权调查员Ethan Gutmann和律师David Matas曾在国会面前就中国的移植系统作证。
人权律师DAVID MATAS：杀死一个健康、无辜的人，以便让一名病人能活下去，这是不道德的。
HARI SREENIVASAN：他们说他们知道在中国是如何不需等待时间而获取可用器官的。
DAVID MATAS：他们显然有很多人等在那里，为了器官移植而被杀害。他们只是挑选合适的人来杀，取决于病人是谁。
HARI SREENIVASAN：MATAS和GUTMANN说，中国的医生与中国监狱的官员们进行了协调，在病人需要器官时处死犯人。
医疗人员和人权倡导者说这种做法违反了囚犯的人权。
但是，这是一名中国医生如何为该做法辩护的，这是中国政府制作的一段视频。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晓顺医生（通过翻译）：运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些在人生中犯了罪的犯人，如果我们让他们捐献器官，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在提供拯救。他们可以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赎罪。
HARI SREENIVASAN：中国（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政府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拿器官。
但是，在2014年，正在领导中国移植改革工作的黄洁夫宣称：从2015年开始，中国将停止使用被处决囚犯的器官。
但是，MATAS和GUTMANN认为他们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仍在继续。他们说死囚包括良心犯，如法轮功学员，他们成为非情愿的器官来源。法轮功是一种中国打坐修炼功法。中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打压法轮功。
DAVID MATAS：我们采访了出狱并离开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系统地进行了血液检测、器官检查，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因为他们正受到折磨，只做与移植相关的检查类型。
HARI SREENIVASAN：王春英（音）和尹丽萍（音）炼习法轮功。两人都说他们在1999年至2009年间被多次关押。
法轮功学员王春英（音）（通过翻译）：2008年，我被强制抽血。那气氛非常紧张可怕。我想这抽血肯定与器官配型有关。
HARI SREENIVASAN：中国政府可能会说，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血。就这些。我们没有拿她的器官。我们没有对她的身体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抽血来确保监狱里没有感染。你怎么知道政府是因为其他原因想要你的血？
王春英（音）（通过翻译）：因为在劳教所里的生活条件恶劣。他们不关心我们是死是活。
法轮功学员尹丽萍（音）（通过翻译）：一次，我被强迫抽血。有多次做其他的检测，如核磁共振、超声波和胸部X光检查。
HARI SREENIVASAN：GUTMANN说他采访了来自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他们讲述了在监狱里类似的体检故事。
人权调查员ETHAN GUTMANN：当你开始听到完全不同的群体用完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样的检查时，正是这同样的（身体）检查透露出一大信息，真正指向中国（政府）的敌人，那些政治犯和良心犯。
HARI SREENIVASAN：MATAS和GUTMANN 说，可能还有一个动机在推动这种做法，那就是利润。过去，一些中国的医院甚至宣布新器官的费用，一个肝脏是9.8万美元到13万美元，一颗心脏是13万至16万美元。
通过审阅中国的医疗出版物、医院网站数据及给医院拨打电话，GUTMANN和MATAS估计，在中国，每年可能仍在进行6万至10万例移植手术。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在给NewsHour节目的一封电邮中写道：“中国政府坚决遵守国际上认可的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坚持中国公民死亡后的自愿器官捐献。”
我们询问是否为了获取器官，政治犯被挑选出来处决。中国大使馆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中国官员说，自2015年以来，他们不再摘取囚犯器官。
领导该改革的黄洁夫医生在接受中国报纸采访时表示该进展缓慢。
今年2月，在梵蒂冈一个有关器官贩卖的会议上，中国医学界领导人认同使用来自被处决犯人的器官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谴责。一些前往中国的美国医生说，他们认为，中国已采取重大措施来制止从被处决囚犯身上摘取器官。
世界卫生组织顾问FRANCIS DELMONICO 医生：我们得到来自加拿大、美国、中东关于个人去做器官移植的报告，人数显着减少，但是尚未完全停止。
HARI SREENIVASAN：Francis Delmonico医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并且是移植协会前任主席。他率领国际上的努力，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器官捐献体系。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可能在为了器官处决人？
FRANCIS DELMONICO 医生：2005年。
HARI SREENIVASAN：如何得知的？
FRANCIS DELMONICO 医生：当时是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邀请我到北京协和医学院。
他是一名肝移植手术医生。他对我说，“Frank，我们有一个可怕的问题，我需要你的帮助。”
在中国，一个个个体被处决。那些人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前往中国的人的器官来源，移植手术多达1.1万例，那是2006年。
为了对中国施压，一些医药协会和期刊从2006年开始发起了抵制，禁止刊登依赖于从被处决犯人身上获取数据的中国研究论文。
同时，DELMONICO 和其他医生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合法获取器官的系统，类似于美国的系统，要求本人同意，只能从医院里活着或死亡的捐献者身上取器官。
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从被处决或正在被处决的人身上摘取器官？
FRANCIS DELMONICO 医生：我不能肯定。我可以告诉你，它明显减少了。但是，我是否可以向你、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它已完全停止了呢？我不能。
HARI SREENIVASAN：DELMONICO说中国新一代的医生想要并拥抱中国移植系统正在发生的改革。
但是，人权调查员ETHAN GUTMANN表示，中国（政府）仍然在杀害囚犯，拿他们的器官。
ETHAN GUTMANN：我们的报告显示出巨大的连续性，尽管中国政府人员对此做出完全不同的陈述。
HARI SREENIVASAN：领先的专家们呼吁检查中国的医院。
JACOB LAVEE医生：现在需要做的是有一个国际移植专家委员会，可以访问中国，核实这些器官的来源。
HARI SREENIVASAN：在绝望中，这名男子说他没有想过他新的肾来自哪里，回头看，他没有后悔。
肾移植患者（通过翻译）：它给了我一个新的生活观。我有机会看到我的孩子们大学毕业。我和我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HARI SREENIVASAN：这是PBS的NewsHour节目，我是Hari Sreenivasan。
PBS报导原文链接：Has China really stopped obtaining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PBS报导视频：
——转自《博谈网》（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