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0日讯】在28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事件中，中共调集了20万军人进入北京，屠杀了天安门广场数千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外界对戒严部队的军人在执行清场过程中开枪杀人，动用坦克、装甲车碾轧的暴行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但是戒严部队的军人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以后的暴行，外界却知之甚少。
“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曾经撰文，讲述了中共戒严部队的军人结束清场行动后，继续在北京城中大肆抓捕所谓“动乱分子”时的第二轮血腥暴行。
据吴仁华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发表的《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一文披露，从6月3日黄昏开始持续了一整夜的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清场行动结束后，中共当局下令让所有参与戒严的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去主导抓捕所谓“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市的公安警察比较了解真实的情况，普遍同情学生运动，中共不信任他们，认为完全依靠他们将不可能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军队戒严部队官兵泄愤报复的心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戒严部队的军人在后续的抓捕行动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据文章中的回忆，1989年6月4日，大量在清场前后被捕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劳动文化宫遭到了军人的毒打，许多人受伤致残，山西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
1989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过后，高旭本来已经随着学生队伍一起撤离了天安门广场，但由于有一个同学遗留了照相机，他主动返回去寻找照相机，不幸遭戒严部队军人拘捕。
高旭和其他被拘捕的8个人，被戒严部队绑在北京大会堂东大门外的柱子上。那些军人用枪托没头没脑地砸他们，用点燃的烟头烫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泄愤的靶子。之后，他们被转送到劳动文化宫关押时，每个人又遭受了一顿“杀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继续再打。残酷的摧残，使得高旭遗留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脑部时时出现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药度日。（参见尹进《六四凡人小事——记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刊载于美国网路杂志《华夏文摘》文库。）
吴仁华于1989年9月至10月间，曾经在北京暗地调查被捕者情况，了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军人毒打的案例。
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驻的第24集团军部队军人，曾经把10多名被捕的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视为“暴徒”，吊起来毒打，打得他们伤痕累累。
当年不少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因身强力壮而在学生运动期间担任了特别纠察任务，或者自愿充当了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中共官方的宣传资料中记录的大量戒严部队参与抓捕所谓“动乱分子”等行动的所谓“成果”，也可以从侧面证实当年参与戒严的军人的第二轮暴行。
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抓捕了“暴徒”531名。（参见《“虎师”重返京华路—-记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师》）；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抓获“暴徒”73人；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进驻北京市海淀区，抓捕了131名“暴徒”；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进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抓获“暴徒”256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查获携带所谓“反动宣传品”和军用物资者1106人；收缴所谓“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
上述资料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各地，名义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北京市公安部门，主导抓捕所谓“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在这一轮镇压行动中，戒严部队的军人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戒严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许多被捕者都痕累累，有的人伤势还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机关报告了相关情况，甚至表示，这种情况如果不能改善，公安部门将不再接收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当局在“六四”血洗“天安门广场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所谓的“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借机将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红皂白的戒严部队军人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辩，早已是伤痕累累。
（责任编辑：唐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