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2日讯】中共延安时期的婚恋问题，几乎都是标本式的“政治婚姻”，由中共批准“奉令成婚”，但政治第一的婚恋，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而走向崩裂。一位离休女官员曾向南京电台倾吐自己的辛酸情史：被中共党组织强配给老红军，因感情不合曾被打断腿。
《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写道，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曾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官员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她出身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
参加中共革命后，她向中共相关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遭中共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后，只好与恋人分手。
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做媒，介绍了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级官员，大她14岁，不但有一孩，而且已经离过两次婚。她不同意要求转业复员，中共党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她忍受不了他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
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因为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丈夫下跪，丈夫就是不同意。
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先生。”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的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
80年代，55岁那年，她第5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先生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子临终前还一遍遍问她：“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
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
“延安家庭”因政治运动而崩裂
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这位离休女官员，虽然没被批准离婚，但也有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
红军高级官员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紧张。石澜说：“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
1982年，舒同震怒于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再有曾任毛泽东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和范元甄，最后也是以离婚告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还在等着。
另外还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
中共党内曾出现三轮换妻潮
事实上，“延安家庭”不仅仅因为政治运动而崩裂，有作家曾揭露，中共官员手里有了权，趁机搞淫乱，大家齐换妻，毛泽东带头干。
作家鲁直人在《动向》杂志撰文揭露，中共自建党以来，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致使性关系紊乱是一贯的，在延安时就流行这种风气。
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写道，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
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供出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
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李锐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
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到延安之后，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最终被逮捕、秘密处死。
此后，中共在49年建政后，发动“土改运动”以及官员进城后，又爆发第二轮换妻潮。
1953年，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凡过去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属于封建婚姻，不算数；因此，1953官场大离婚开始，不离婚的是极个别现象。
第三轮换妻潮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起来的人们纷纷换妻……。
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
（记者李芸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