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过去了，当年大屠杀的血迹对亲历者来说，还是历历在目。东欧和苏联的暴政结束了，为什么我们中国还深陷在暴政的压迫之下呢？对很多人来说，这不合逻辑。但是不合逻辑的表面现象之下，必然有它深层的逻辑，有待于我们去了解和思考。
从纪念胡耀邦的大游行开始，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不但学生，工人和市民逐渐成为了主流，甚至包括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中共各级机关的群众。真是人心思变，全民同心。这样大的民众压力，就是靠枪杆子立国的北洋军阀也顶不住，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让步；甚至像突尼西亚独裁政权和苏联东欧共产党那样垮台。为什么中国没有呢？这需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被学生和群众奉为导师和领袖的一些高级知识份子，有不在场的证明。有些人在家里说：我只负责发动群众；甚至说我的责任就是提供思想，不对政治运动负责。有些人干脆到外地去旅游。这可能是后来警察们动不动就要让异议人士喝茶旅游的先例。
大家看到的只是现场的娃娃们如何没经验，甚至有些不着调。怎么会把污染毛泽东画像的三君子扭送给了警察呢？这不是敌我不分吗？这说明居于运动领导者地位的，确实是些没经验没头脑的娃娃。简单的说，就是没有领袖或者没有像样的领袖。
没有领袖或者没有像样的、有经验有头脑的领袖，这是人民群众的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场认真的政治运动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一样，必须有一个船长。最好是有经验有头脑的船长，才能带领大家到达目的地。没有船长或者有两个以上的船长，翻船的概率就会成倍的升高。就像农村的谚语说的那样；木匠多了盖歪房。
从历史上看。凡是成功推翻政权或者改朝换代的革命，都是从两个方面甚至三个方面受力，才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民众的造反情绪逐渐高涨，超过了秩序能够承受的上限。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民气可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矛盾尖锐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有时候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外力介入，例如1644年居住在东北的满清入关，最后结束了明朝官民双方的统治。
八九年的时候，第一个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得还不够强大，民众的反抗目标也不够明确。要民主要自由不要专政的口号偶尔可见，占绝对主流的口号是支持共产党反对官倒；要清官不要贪官等等改良思想的目标。广场上的学生不知道受谁的蛊惑，以为反官倒一旦成功，就可以名垂青史甚至入主中南海了。甚至打倒专制的口号会被纠察队迅速清除出场，以保持所谓学生们的纯洁性。这些都证明民众还比较软弱，反抗意识不高，或者说觉悟不够。即使有人煽动，也达不到苏联东欧的水平，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第二个方面上层矛盾尖锐，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水平。正如鲍彤先生当年向赵紫阳指出的那样：这已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不应该手软。但是以赵紫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却放弃了责任，不愿意为一场推翻共产党的革命承担责任；不愿意象苏联东欧那样推翻一党专政，宁可让无辜的学生和市民流血牺牲。这是运动失败的偶然原因，但却是关键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虽然不是必须的；但也是重要的。历史上的革命不是每一次都有外力的干涉，但有时候外力的干涉却是胜利的关键因素。例如美国独立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军队的帮助，一帮衣衫不整没有多少训练的民兵，不可能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
但在八九年的北京，只能感受到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声援，却感受不到来自民主国家阵营的压力和声援。这和苏联东欧所遭遇的情况大不相同。甚至老布希为总统的美国还临时撤换支持民运的大使，并且声明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些错误的信号恰恰成为邓小平集团下决心屠杀人民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些比较极端的评论认为：愿意帮助苏联东欧的革命而不愿意帮助中国的革命，是白种人种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我认为这不太公平，也没有点到问题的真正原因。美国从八十年代末就无视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有关。
中共一直在宣传打倒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军阀混战，多少年都恢复不了秩序。这是国内外生意人们最不喜欢看见的局面。在专制政权的保护下赚取超额的利润，这会让生意人们喜出望外，忘记良心。这帮黑白黄种的商人们不是为了种族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赚不够的脏钱而放弃了良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惜没有领袖告诉学生和老百姓如何避免或者绕过这个必然性。
现在，经过了二十八年岁月的积淀，可以说时代不同了，各种条件比当年更加充分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经过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人民迅速擦亮了眼睛，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将会步履坚定，目标明确的走向民主法制。可以说，革命的条件比当年更加成熟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