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对一个人的死亡最高的评价，比“重于泰山”还要更重。做出此等评价的人是陈寅恪，他评价的人在九十年前的6月2日跳湖自尽，丧钟一直响到今天，都振聋发聩。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离端午节还有两天，北京已是酷暑难耐。
颐和园人不多，三三两两散着步，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在昆明湖旁鱼藻轩的台阶上，已经坐了很久。
10点半，这名中年人站了起来。
他抚平了长衫久坐的褶皱，朝着湖面，纵身一跃。
他跳得很用力，非常非常用力，以至于头直接埋进了湖底的淤泥之中，淤泥充满了他的鼻腔，使他窒息而死。
闻讯赶来的警察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虽已湿透，字迹还清晰可辨。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个人，叫王国维。
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人的完结。
陈寅恪在哀悼王国维的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90年前的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乃是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礼教道德而殉身。
也正因此，他成了近代中国几乎最为矛盾也最为神秘难解的人物。
说起王国维，也许你知道他的《人间词话》，知道他说过“人生三境界”，但却不知道这位大师人生故事的曲折离奇，正经历过“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苦寻求，最终到达“蓦然回首”的大彻大悟。
他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大师”甚至“大师”成了骗子招牌的时代，是振聋发聩的伟大。
少年王国维：“这才是真报国！”
因为王国维至死都留着辫子，还因为他担任过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有人说他自杀是为了“殉清”。
这种说法是对是错，从王国维少年时的经历就可以知道。
虽然日后王国维以极为深厚的经学功底闻名，但他小时候却不喜欢读经书，每天从私塾放学回家，他就躲到父亲的书房里肆意读书。
小王国维就和我们小时候一样，喜欢幻想自己是个大英雄。
每个小男生的童年，都有过梦想自己是孙悟空、超人、赵云等等的“糗”经历，小王国维也不例外。
他最喜欢读史书，尤其是《汉书》，憧憬著书里那些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大将军们，把李广、卫青、霍光的传记读得滚瓜烂熟，还经常偷偷拿根竹竿，想像自己横刀立马，戎马倥偬。
那时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
王国维讨厌八股文的虚浮无用，渴望像汉朝将军一样杀敌报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读这些书对考科举没啥帮助——读书人的目标是考取功名、当上大官，应该熟读的是四书五经。
有趣的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位爱国而且开明的读书人。对儿子不喜科举并不生气，反而因为他的有志报国而高兴。
于是，父子俩经常一起喝酒，指点江山，纵谈国事，谈到心痛处就抱头痛哭。
王国维17岁那年，考乡试不中，那年正是康有为、梁启超谋求变法的时候，王乃誉拿着康、梁的文章给王国维看，告诉他：“这才是真报国！”
王国维大悟：时势已经变化，就算是《汉书》里的李广、卫青再世也救不了中国，救国要靠学问，靠对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学习。
于是，王国维开始买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买不到就找人借，父子二人“烧烛观之”，学习报纸上介绍的西方政治学说，为梁启超疾呼变法而激动，又因变法失败而大呼“奈何！奈何！”
正如顾炎武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样一个人，会因为一朝兴亡而死吗？
不会的，他的心中装着的不是“清朝”，而是“中国”。
年轻的王国维：左手甲骨文，右手叔本华
21岁那年，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来到大都会上海。
王国维想，既然要学习西方，那就要先学会西方的语言。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日文。
1902年，王国维去往日本留学，学习物理学。可几个月后，他得了一场病，留学生涯也就中断了。
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开始了他自称的“独学的时代”。
在几年之内，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习外语，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著作的英译本和日译本。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人之一。
青年王国维不喜欢社交，在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上海，到处都是纵欲的诱惑，他却足不出户。
除了和少数师友通信，王国维整日在自己的书房中，戴着圆眼镜，拧着眉头读书，一页接一页，一本接一本。
线装的古籍，硬壳精装的英文书，他都读，在他眼里，学术不存在中西新旧之分，只要是知识，王国维都要吸收、贯通。
1911年之前，他的治学范围主要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上。1911年后，他开始接触到当时新出的史料，包括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等。
王国维已经清楚了自己将如何报国，他将融会贯通中西古今的学问，在自己的领域内，让中国学术站上令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峰，捍卫中华文化和中国士人的尊严。
这一切都是苦读得来，而不是通过做电视节目、出畅销书、到处开讲座，甘坐冷板凳才能成就大学问，和王国维相比，当下时兴的一些所谓“学者”真是要汗颜了。
王国维是“世界级别的学者”
1933年，西方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访学，离开之时，胡适、陈垣等人送他到车站。
话别之际，有人问伯希和对中国学者有何评价。
伯希和说：“中国只有两位世界级别的学者：一位是陈垣，一位是王国维。”
在场的胡适一听，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当时王国维已去世，还能得到如此称许，自诩为“国人之导师”的胡适，心中很不高兴。
于是他化不满为力量，努力研究《水经注》，想要推翻王国维《水经注校》的成果，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顶级学者。
可是搞了几十年，晚年的胡适还是承认搞不过王国维。
王国维的文化造诣
当时嫉妒王国维的学者可不止胡适，因为王国维的学术造诣太高了，但为人却很低调，所以能够评价王国维学术的往往是真内行，恰恰又是那些名声在外的学者最在乎的评价。
比如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是陈寅恪、陈垣都很钦佩的专家。
他写诗赞颂王国维是“神仙卧白云”，还一直想挖他到京都大学。
陈寅恪曾经写过一首诗，内有二句：“群趋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中国还好，真是要让中国读书人羞愧至死。
但王国维的学术造诣之高，让那些原本超过中国人的外国人都深深折服，真正为中国学术挣回了面子。
王国维厉害，就厉害在一点上。他研究什么领域，就成为那个领域的开山奠基人。
研究古典诗词、古代戏曲和《红楼梦》，都是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讲中国，非常扎实可靠，是新学术范式的创立者。
王国维最最厉害的，还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运用新史料，彻彻底底地改变了古史研究的面貌，使得后世每一个学习中国史的人，都必须读他的著作。
在文化不彰、学术衰颓的乱世，在中国人在西方的中国学面前甘拜下风的时候，王国维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证明了中国学的正统，还得在中国。
北大清华争相招揽，他却不要薪水
1922年，北京大学正准备创办《国学季刊》，当时的编辑团队之强大，国内难寻其匹，有胡适、沈兼士、马衡、顾颉刚等人，简直是学术界的“全明星”队伍。
但他们觉得还不够，还差一员真正压得住阵脚的大将。
胡适等人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商量，想请一位顾问，这人一定要是毫无争议的国学大师。
他们想请的，正是王国维。
没想到蔡元培说：早在四年以前，我就请过王国维了！可他住在上海，又不愿意搬到北京，所以一直拒绝。
有人提建议，可以邀请他担任北大的名誉通讯导师，换做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坐班，远程办公，只需要和北大的师生以信件沟通。
王国维这才答应了，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要职位，二不要薪水。”
这算什么条件呀，竟然还有人提不要钱的条件！
原来因为是“名誉”通讯导师，所以王国维觉得，既然是名誉，那就不能收钱了。
蔡元培派人送去的薪金，也被王国维退回。
没办法，蔡元培只好写信给他，解释道：这笔钱是您寄信到北京的邮费，不是薪水，您就放心收了吧。王国维这才愿意收下。
在北大显赫的时候，清华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专门培养学生去美国留学。
1925年，清华改组，成立大学部，成立国学研究院，才开始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
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从北大挖胡适过来，但胡适说：“您的国学研究院邀请的人，必须是真正的国学大师，我还不算，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只有三位国学大师，分别是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
这时候，王国维已经不在北大担任导师了。
于是，曹云祥让吴宓去请王国维。
王国维听说过吴宓，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以为来者必定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以为作为新式学者，吴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而作为新学校，清华也不会真的想弘扬国学。
没想到，吴宓身穿长衫，来到王国维客厅，见到王国维，第一件事便是行三鞠躬之大礼。
王国维大吃一惊。
这种仪式让他感受到清华的诚意，本不愿任教的主意也改变了。
因为，学术昌明的前提，就是尊师重道。
想想老师得不到尊重、“教授”成了“叫兽”的当代，难怪学术发展总跟不上时代步伐。
于是，王国维来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当时的清华园里流传着一个说法：整个学校有两个人是只看背影就可以认出来的。
一个是梁启超，因为他走路时两边肩膀一高一低；另外一个是王国维，因为只有他还留着辫子。
留辫之谜见证独立人格
王国维留辫子这件事，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也是他矛盾的一点。
一方面，他的西学知识冠绝当世，是全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人之一，他绝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可另一方面，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王国维却还留着。
北京有一群学生组织了个剪辫会，自发上街视察，看到留辫的人就上前劝说，听说老师王国维居然还留着辫子，就准备去堵他。
一群学生气势汹汹地等着他走近，以为这么顽固的人肯定是个猥琐老头儿。
没想到来人虽不高，却昂然挺立，辫子和他的气场融为一体，具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结果，没有一个学生敢上前拦他，只能眼睁睁看他走远。
有一次，妻子问他为何不剪辫，他的回答耐人寻味：“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民国还留着辫子的另有一位奇人，叫辜鸿铭。
有意思的是，辜鸿铭也是一位英文水平极高的文学家，并非顽固遗老。
辜鸿铭曾经对非议他的辫子的人说道：“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诸位的辫子是无形的。我的辫子长在头上，诸位的辫子长在心中。”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解释王国维的留辫——辫子如果代表顽固保守，那么，是否剪了辫子的人就不顽固不保守了呢？
不，没有辫子的袁世凯依然可以复辟帝制。
辫子对王国维而言代表独立人格，在举国剪辫之时，需要有人敢于不剪。
在举国西化的年代，也需要有人捍卫民族文化，保存学脉不断。
“《尚书》只懂一半”，却是真大师
王国维的威严和不苟言笑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清华的老师们聚餐，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爱开玩笑，说：“我可不和王先生一桌！”
原来，每次聚餐，其他桌的人谈笑得热闹时，王国维所在的餐桌往往很安静，带有一种静谧的严肃，再玩得开的人，在王国维面前，也会被他的肃穆和不怒自威所镇住，但所有人都敬重他，这是一种由衷的克制，而非被迫的压抑。
清华的学生中流传着一个说法：
和梁启超讨论问题，都是梁启超滔滔不绝，学生只用听，不用讲；和陈寅恪讨论，则老师学生各讲一半；但如果和王国维交流，则基本上全是学生在讲，王国维抽着烟听，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
历史学家徐中舒在清华念书时就是王国维的学生，他回忆，那时候师生二人交流，如果他有问题问，王国维就回答他，“略举大意，数言而止”。
没有问题的时候，师生二人就沉默对坐，王国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个下午就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但这种严肃，并非傲慢或不近人情，而是性格使然。
虽然身怀绝学，王国维一直非常谦逊。
他写给学生的信件开头称呼，永远是“XX兄”，即使对方是小他二十岁的少年。
他去上课，给学生讲《尚书》，上来就说：“各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各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
学生问他问题，有时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他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
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谦逊，他的造诣之高深、学养之深厚，根本不需要任何“不懂装懂”来修饰。
真大师不需要装大师，现在的很多“大师”恐怕不懂这个道理。
王国维严肃外表，温柔内心
徐中舒曾经评价老师王国维：“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感情的人，但除非对很熟悉又谈得来的人，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
这真是洞察王国维内心的话了。
王国维的子女们对父亲的严肃也会敬畏，但都知道，爹爹是很温柔的人。
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曾经回忆过童年的温馨片段。
王国维在家中书房勤奋工作时，家人一般不敢打扰，但孩子们调皮，有时玩捉迷藏，跑着跑着就跑进书房里去了。
母亲拿着把尺子，装作来赶他们：“不许打扰爹爹！”
孩子们嬉笑着不肯走，王国维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护着孩子们，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躲藏，竟直接和妻子玩起了“老鹰捉小鸡”，一家人满屋子跑，而他常年严肃的脸庞，也有了慈爱的笑容。
孩子们还喜欢在王国维休息的时候，要他读诗给他们听。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诗，而是因为王国维读诗时有种特殊的腔调，听起来像唱歌一样。
王国维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还答应孩子们给他们画画，其实他根本不懂画画，就抓起毛笔随意勾几笔，说：“这是艘船！这是个老人！”让孩子们也笑成一团。
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手拿一本旧书，笑颜逐开的样子连妻子都感到奇怪。
原来他刚刚在旧书店淘了本珍贵的旧书，他翻开书给妻子孩子们看，里面夹着一张旧黄纸。
看着他们不解的神情，王国维大笑：“哈哈哈！这张纸才是最珍贵的！那个卖书的不识货，我就这样便宜买到了。”
这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王国维呀，只不过，他的心常年被对学术的专注、对事业的认真所充满，甚至无暇露出笑容。
但他的心中还有真挚的感情，对家人、朋友、学生和学问，一生真诚以待，一片赤子之心。
真想死的人最冷静
这种感情充沛却不常表达的性格，也是王国维的弱点。
因为，当一股感情长期得不到宣泄，就会在内心酝酿、激荡，走向极端的痛苦。
在清华园的几年中，王国维并不开心。
他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了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在几年之中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元史研究，同时带出了一批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学生。
他拚命地读书、写文、讲课，没日没夜、孜孜不倦，好像不用休息，他在以此掩饰着心中的担忧和不安。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传统文化被质疑乃至抛弃，连读书人都无法安生。
1927年，学者叶德辉、李大钊分别被共产党和北洋政府处死，北伐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军队就要开进北京城了，还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在这种动荡之中，岂能安然无事？
吴宓劝他离开北京，先去往外国避难。
王国维断然回绝：“我不能走。”
有人劝他剪辫以自保，王国维凄然一笑：“我的辫子不用我自己剪，自会有人来剪。”
面对着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一心捍卫民族文化、中国礼教的王国维，以学术为性命的王国维，再也看不到希望。
他萌生了死意。
王国维的自杀，冷静得令人悚然。
在他结束生命的前一天，正是清华学生的毕业典礼。
典礼上气氛热烈、师生谈笑，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也一如既往的严肃，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
学生谢国桢回忆，那一天下午，他和几名同学还去了王国维家，而当时王国维正在陈寅恪家中，听说有学生来，当即赶回，似乎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他们说。
但见面之后，仍像平时一样讨论学问。
学生们劝他出城避一避，也依然被回绝。
王国维说：“时势如此，除了做学术，我也无以过活了。”
那天，谢国桢请王国维在扇面上题诗赠别，王国维题了陈宝琛的《落花诗》中的句子：
“芳华别我漫匆匆，已信难留留亦空。万物死生宁离土，一场恩怨本同风。”
这分明是在向学生、向人世的告别之语。
题完诗，他写上学生名字时，并未如往常一样写“国桢兄”，而是非常慎重地写为“弟”字。
因为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题字了。
当晚，王国维在家中写好遗书，藏入口袋，家人回忆，他“熟睡如常”。
第二天清晨，王国维和妻儿一起吃了早餐，独自前往清华园。在学校，他和同事讨论了下学期的招生事宜，还向另一名同事借了五元钱。
之后，他独自走出学校，招了辆人力车，去往颐和园。
王国维遗书
在微波荡漾的昆明湖边，他静坐许久，最终自沉身亡。
从他跳入到被捞起，只过了两分多钟，他却已经因头埋入泥，窒息而死。
无声的丧钟敲响在这座皇家园林的上空，一代大师和他的时代，和他所笃信的、所献身的中华文明与礼教，一起逝去了。
王国维去世一年之后，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将北京改名北平，宣布北伐战争结束。
另一个时代就此拉开大幕——
这是一个依然不太平的时代。
却可能是中国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大师最密集的时代。
群星璀璨、风骨烁然，只是再无一人像王国维一样，留着辫子，眉头紧锁，威严凛然，在瘦弱的身躯中潜藏着改变中国的巨大力量。
——转自《国馆》
（责任编辑：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