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档:毛泽东的亲戚要求解散食堂

北京时间：2017-08-26 08:08

本文作者：朱开阳

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结果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网络图片）

编者按：毛在世时，中共一直将大饥荒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的逼债。直至今天，中共官方媒体还用“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等词来掩盖大饥荒的真相。而且，官方将“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称为“营养性死亡”。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自然灾害”也是靠不住的托词。

毛泽东的亲戚要求解散食堂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的亲戚、韶山农民贺凤生，来到北京找毛泽东，反映农村食堂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要求解散食堂，不解散食堂，家乡农村社员活不下去，他就不回去。贺凤生父亲贺晓秋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贺晓秋患骨髓病，连病带饿在饥荒中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要儿子到北京向毛主席反映家乡农民饥饿的情况。见到毛泽东，贺凤生悲伤地诉说了他父亲的嘱咐：“他要我一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

毛泽东听后说：“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骂娘的话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样好的礼物给我。”

“你怕没人骂娘？下面真有人骂娘呢！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你不答应解散食堂我不回去了。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住居民点，土砖墙要捣碎了沤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

1958年，河北怀来，人民公社社员吃大锅饭。（网路图片）

“家里的灶拆了积土肥，做饭的锅砸了炼钢铁，筷子、碗、碟全部归公，你不知道下边干部的作风有多坏！只允许一个生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顿顿是萝卜菜，没几个油花花，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

贺凤生接着说：“华容县动员那么多人去围垦钱粮湖，几十万亩芦洲说要改成良田，想一口吃个胖子。四周要担土方垒起几十米宽的大堤，横直要开十几米宽的排洪沟，说是为华容人民创造财富挖金山，不论晴天下雨、白天黑夜、刮风下雪都要干。口号更不得人心，说是‘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无雨，落雪当晴天，冰冻当好天！’俗话说：吃不得半斗米莫来担河泥。可这里偏偏是担泥的没得饱饭吃，一餐不到半斤米，还要先完成任务。”

“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任务是十几方土，饿着肚子也要干。晚上睡在芦苇搭的工棚里，又脏又潮，下雨漏雨，下雪漏雪，刮风进风。干部作风坏，冰天雪地叫大伙打赤膊干活，说只有这样才算鼓足了干劲。”

河南襄城人民公社社员大翻“卫星田”，深达一丈二。（网路图片）

“前几年放卫星，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了几千斤。为了蒙骗上边的检查，把好几块田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说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掉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升官受表扬的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干部作风坏极了。老百姓吃不饱，水肿病，只能在背后冲着天骂娘。”由于愤激，贺凤生哭了。

过了几天，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贺凤生。

“你不是说食堂不散不回家吗？”毛泽东告诉他：“你上次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和刘主席、周总理交换了意见，认为食堂要解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真实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呀！中央领导干部下去，下面是‘三十吃年饭，尽捡好的搬’，很难得到真实情况。”

“食堂真的要散吗？”贺凤生最关心的是这件事。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饱饭。”

贺凤生临别前，给毛泽东鞠了个大躬。

毛泽东拉着这个青年农民的手说：“贺凤生，我给你个权利，有困难时可以随时找我。”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其实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早就知道了。

贺风生反映的湖南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相信，但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是否也饿死人呢？他派人调查，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综合情况证明都饿死人，有些省例如四川、湖北、安徽饿死人比湖南严重。他开始批评干部中混进了坏人，干部作风、工作手法有错误。总之，错误不在于他。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他说：“在庐山会议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团结、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也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的工作不利。庐山会议是反右的，接着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好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月的‘左’，如果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种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气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在座谈中，毛泽东插话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7]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做了总结：“庐山会议后，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上海会议的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开会时间短、问题不集中。”“一次会议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不好。”“天津会议后，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8]

就在中国农村几千万人连草根、树皮都吃不到，上演着把自己亲生儿子活煮了吃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同时，毛为了挣得国际面子、当上国际共运盟主，把大量救命粮食出口国外。1958年到1959年，毛就出口高达700万吨粮食，这些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840千卡能量，这还不包括肉类、食用油、蛋类等的大量出口。如果没有这些出口，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

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中共对苏联的粮食援助曾表示拒绝。[9]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 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但中共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

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事后毛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1959年至1961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官方正式内部公布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数据：1959年，全国17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28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三年相加，“大跃进”时期死亡人总数至少3,004万人。

根据记载，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而毛泽东发动的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总数为3,004万人，加上1962年非正常死亡的751万人，共3,755.8万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数还多764万人。

1961年，毛泽东接待法国社会党领袖即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反驳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毛泽东想把责任推卸给刘少奇

1961年9月22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被周恩来派遣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见。熊向辉见到毛泽东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寻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了一段早有准备的话，他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在延安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45年开‘七大’时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完全公开。‘八大’通过的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一条很特殊，为什么呢？”毛泽东继续说：“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就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而是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有一层纸，乡下糊窗子用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9月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岺一号会见蒙哥马利，这是第一次谈话，并共进晚餐。24日上午第二次谈话，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吸烟，送给他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1956年6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在第二次谈话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回英国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传闻，轰动全世界。国内的轰动比世界还要大。外交部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