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在延安整风中，中共把人变成鬼。在其过程中，每个人都丑态百出。周恩来作了五次公开的检讨，在政治局会上连骂自己五天，还称自己“猥琐”、“奴性”、“犯了极大的罪过”。
刘少奇在整风中把毛泽东捧上“神坛”
在这次整风中，刘少奇和康生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其他所有领导人都被编进各个学习小组，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刘少奇在许多场合不指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在整风中，刘少奇把毛泽东捧上“神坛”，因此得到毛的重用，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迅速成为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为了配合毛的延安整风， 1939年7月，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一版再版、印了又印的小册子，就是教导党员要做党和党的领袖的驯服工具。
周恩来五次公开检讨
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因追随博古等人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被认定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经验宗派的代表”，有人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甚至提出处决他。周恩来写了四篇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又写了两万多字的检查，先后进行了五次公开检讨，仍不能过关。
毛泽东不满足于周恩来的听话、顺从，他把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恩来马上在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泽东。1939年11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骂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泽东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
针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整风
高层整风的目标是打掉中共高层阻碍毛泽东威望的张闻天等留苏派，进而削弱其背后共产国际的权威。普遍整风则是针对知识分子内心向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格独立等价值的渴望。
康生原本是留苏派的，此时立刻转换立场。1942年2月21日、3月7日、4月8日，在延安中央党政军各界干部会上，康生连续三次传达毛的整风报告。他将毛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概念在延安各中央机关广为散播。听了康生的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成立整风领导机构，日夜精读指定文件，日常的业务工作基本停止。自此，整风运动逐渐转向反奸、抢救运动。
1937年、1938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崇仰和对中国未来光明前途的憧憬，从天南海北，有的还从印尼、新加坡，经过许多艰难和曲折奔向延安。延安一时到处充满青年人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集中到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很多只有十几、二十岁，是由中共地下党以抗日的名义把他们吸引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他们对国民党没能铲除的贫困和不公正感到失望；对中共在长征前制造的惨剧不了解，或不相信，以为是国民党的宣传；他们相信了中共的许诺：人与人之间会有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会卸掉封建的枷锁，得到自由。为此，他们愿意忍受延安艰苦的物质生活。有的人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还改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们很快就感到了失望，现实与梦想相差甚远。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关系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毛泽东利用王明、康生带来的苏联“反托派”精神为自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的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失踪的事情时有耳闻。到处都有特权现象，上下等级差序制度日见森严，平等难寻踪迹。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从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到等级差序结构的最底层。
同时，他们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习惯也开始受到指责，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
思乡病和不满情绪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蔓延开来。他们对批评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不认可，说：“领导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干部两张皮，对领导毕恭毕敬，对下级神气活现”，“到处乌鸦一般黑”，“有些领导说的好听什么阶级友爱啊，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刊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以文学形式尖锐抨击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基层领导没有文化、动辄用政治帽子压制人的现象；曲折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文章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新型关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这一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描绘了当时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等现实。
王实味，20岁就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时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来到延安后，他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原著。王实味个性耿直，看不惯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人的谀上压下。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待遇也算是很高的。
1942年2月始，王实味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如《政治家、艺术家》、《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感两则》等。这些文章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真实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破灭后的沮丧和失望，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官僚趋向表示了忧虑。他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他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向掌握党军大权的毛泽东发起挑战。
毛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立刻给《解放日报》打电话，报社受到整肃。王实味把更尖锐的思想又写到墙报上，大声疾呼人们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说：“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头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文章，看到激动的人群边看边称赞王实味，没人看他毛泽东一眼。回来后毛马上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言，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说：“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说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运动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7]
5月初，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不久，康生宣布：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职特务。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王实味托派问题加以肯定，他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他谈过话的人有20多个。 [8]
王实味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在会上，他几次想为自己作辩解，可每次话还没说完，就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自诬来换得党的宽恕和解脱，因而批判不断升级。
在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很快就被扣上三个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王实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来解脱。但是，罗迈不允许他退党，而是宣布将他开除出党。
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逮捕，在“逼、供、信”式的审讯下，王实味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王实味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1944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他们见到的王实味，已经被整成了机器人。当时王实味按照中共的要求反复背书：“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王实味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王实味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经康生与李克农批准，决定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执行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从其身后将他砍死。因担心被人认出，又乱刀百次后，将尸体丢进一口枯井。那是1947年7月1日夜晚，那年王实味四十一岁。（未完待续）
注释
[7]毛泽东讲话记录稿，1942年4月20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