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档:刘少奇批大饥荒是人祸 会场掌声雷动

本文作者:武德山

编者按:按照中共官方内部统计,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中国饿死约四千万人。此时,中共上下仍在蓄意掩盖,甚至黑白颠倒,把坏事说成好事。

“三面红旗”饿死那么多人,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刘少奇和周恩来也都是“共犯”。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发言说:“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虽然在会上承认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但他仍然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而七千人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却正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提出的。此时,毛泽东的威望降到谷底,林彪仍在天花乱坠地吹捧毛泽东。


大饥荒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喜笑颜开。(网络图片)

七千人大会定调:“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

1961年,经过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普遍出现大饥荒。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至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的粮食只完成了20.1%,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为此,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遂决定召开中央、中央局、省市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为参加的有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1961年12月22日到1962年1月10日,中共预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七千人大会如何开。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开会,说:“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1962年1月11日,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正式召开。根据毛的指示,不开大会,先把准备由刘少奇作的主题报告发给大家,分组讨论。毛计划1月27日开大会,由刘少奇读讨论会修改过的报告稿,然后再讨论。报告定的调子是:“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代表得到通知,在会上要讲责任就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刘少奇的报告里提出“分散主义”的概念,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毛编出“分散主义”,原本是想让大会认可中共过去的政策,走一下过场,然后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批判“分散主义”上去,把“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粮食短缺、饿死人的责任,通过这次会议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没料到,在实际讨论中,大家对“分散主义”的提法反应强烈。湖北省长张体学提出不同意见:“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对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一位县委书记愤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年、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时,做检讨、挨批评。1961年生怕出问题,怕饿死人,做工作胆战心惊,照顾群众多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许多省委书记、地委书记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去几年政策多数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看法不便提,跟着中央走;现在出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地方上的分散主义,让地方承担责任;对此想不通,不服气。

由于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毛只得改变初衷。16日,毛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包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主要成员和六个大区书记,执笔的秀才5人,共21人,动手改稿子。17日,刘少奇召集起草报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毛对起草委员会的意见:毛主席说稿子中“不正确的可以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1]

周恩来发言: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

1月18日,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责任;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大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的毛主席也不是花冈岩也是伟晶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2]

周恩来的发言调子不同,他不提反冒进时毛泽东成立“政治设计院”让自己靠边站的问题,而是以“自我批评”的姿态,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中风。现在的问题是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的。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3]

刘少奇发言: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从17日起对原稿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24日拿出一个报告修改稿,以书面的形式发给大家,由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讲了几个问题。

对于形势的估计,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了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少,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生产困难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个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不是那么严重。”

刘少奇继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是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4]

这个报告等于否定了先前那个“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的结论,承认了经济形势很严峻;第一次承认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毛泽东用以回击彭德怀的一个理论,意在表明中共和毛泽东的决策永远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报告对这样一个人人知其由来的说法也加以了质疑,明确指出这几年“错误是主要的”。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几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说以后再进行总结,实际上就是持否定态度。

刘少奇这些话,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汇集了大多数与会者民意的结果,所以广大与会者反应强烈,都感到他说了实话。对于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他真实地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刚一说完,全场马上爆发了持续五分钟(有人说有十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鼓掌声震动,连后台的服务生也跑进会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会场上有人喊出:“刘主席万岁!”(待续)

注释:

[1]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高高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2]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记录,1962年1月18日。

[3]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记录,1962年1月18日。

[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下文链接:秘档:北京会场惊现反毛标语 老毛不敢声张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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