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编者按：按照中共官方内部统计，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中，中国饿死约四千万人。此时，中共上下仍在蓄意掩盖，甚至黑白颠倒，把坏事说成好事。
“三面红旗”饿死那么多人，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刘少奇和周恩来也都是“共犯”。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发言说：“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虽然在会上承认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但他仍然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而七千人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却正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提出的。此时，毛泽东的威望降到谷底，林彪仍在天花乱坠地吹捧毛泽东。
大饥荒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喜笑颜开。（网络图片）
七千人大会定调：“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
1961年，经过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普遍出现大饥荒。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至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的粮食只完成了20.1%，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为此，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遂决定召开中央、中央局、省市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为参加的有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1961年12月22日到1962年1月10日，中共预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七千人大会如何开。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开会，说：“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1962年1月11日，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正式召开。根据毛的指示，不开大会，先把准备由刘少奇作的主题报告发给大家，分组讨论。毛计划1月27日开大会，由刘少奇读讨论会修改过的报告稿，然后再讨论。报告定的调子是：“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代表得到通知，在会上要讲责任就讲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刘少奇的报告里提出“分散主义”的概念，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毛编出“分散主义”，原本是想让大会认可中共过去的政策，走一下过场，然后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批判“分散主义”上去，把“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粮食短缺、饿死人的责任，通过这次会议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没料到，在实际讨论中，大家对“分散主义”的提法反应强烈。湖北省长张体学提出不同意见：“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对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一位县委书记愤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年、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时，做检讨、挨批评。1961年生怕出问题，怕饿死人，做工作胆战心惊，照顾群众多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许多省委书记、地委书记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去几年政策多数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看法不便提，跟着中央走；现在出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地方上的分散主义，让地方承担责任；对此想不通，不服气。
由于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毛只得改变初衷。16日，毛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包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主要成员和六个大区书记，执笔的秀才5人，共21人，动手改稿子。17日，刘少奇召集起草报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毛对起草委员会的意见：毛主席说稿子中“不正确的可以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1]
周恩来发言：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
1月18日，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责任；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大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的毛主席也不是花冈岩也是伟晶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2]
周恩来的发言调子不同，他不提反冒进时毛泽东成立“政治设计院”让自己靠边站的问题，而是以“自我批评”的姿态，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中风。现在的问题是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的。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3]
刘少奇发言：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从17日起对原稿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24日拿出一个报告修改稿，以书面的形式发给大家，由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讲了几个问题。
对于形势的估计，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了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少，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生产困难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个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不是那么严重。”
刘少奇继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是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4]
这个报告等于否定了先前那个“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的结论，承认了经济形势很严峻；第一次承认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毛泽东用以回击彭德怀的一个理论，意在表明中共和毛泽东的决策永远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报告对这样一个人人知其由来的说法也加以了质疑，明确指出这几年“错误是主要的”。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几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说以后再进行总结，实际上就是持否定态度。
刘少奇这些话，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汇集了大多数与会者民意的结果，所以广大与会者反应强烈，都感到他说了实话。对于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他真实地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刚一说完，全场马上爆发了持续五分钟（有人说有十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鼓掌声震动，连后台的服务生也跑进会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会场上有人喊出：“刘主席万岁！”（待续）
注释：
[1]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高高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2]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记录，1962年1月18日。
[3]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记录，1962年1月18日。
[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下文链接：秘档：北京会场惊现反毛标语 老毛不敢声张）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