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共开始密集抓捕、传唤全国各地的维权律师及其助理。王宇、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等一批知名律师被捕，有的至今下落不明。谢燕益在被非法监禁553天后，获释回家。他在监狱中遭遇了怎样生与死的考验？谢燕益亲自写下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大纪元网站有幸首发此书，将分两大部分连载：其一为《709纪事》，其二为《和平民主100问》。
九、号里面的生活，心持正念无往而不胜！
我在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前，他们给我做工作，说看守所里面都是一些重刑犯，无期、死刑的杀人、抢劫、贩毒、黑社会等，要我化名叫谢正东这个名字，说这也是出于我的安全为我好，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明确表示不接受，我说我的身份越公开越安全，即便死在里面也得有个真名实姓啊。
到了看守所之后，我是做好了准备承受几个杀威棒的，因此有机会时，我就用江湖话向号子里的其他同监表示，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心中无剑，手中有剑；第二种人是心中有剑，手中无剑；第三种人是心中无剑手中亦无剑，我号召大家要与人为善，跟我一起做第三种人，心中无剑手中亦无剑！
看守所内的一个监室就是一个号，大概是五六十平方的一个房间。进门后有一条廊道通到尽头是茅厕，廊道右侧是一片离地一尺左右高的板台（板台下面的基础应该是用水泥砌好的），上面铺了一层木板。这块板台一般是宽3.6米，长约6米左右，看上去像个大通铺的样子。晚上我们就在上面睡觉（我们去的时候板台的空间还算够用，据号里的其他人反应，有时号里人多时达到二十多人，每个人只有侧身躺的空间，甚至有的人要睡到地上），白天把被摞打好敦在墙角要保持平整，然后大家就在这块板上打坐坐好，一天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从早坐到晚，不允许随意下地走动。
号子里的人互相监督，早晚各点名一次，号长负责管理全号，管教指定号长，号长再指定一两个劳作给他打工，号长安排全号人的作息生活，包括吃饭、睡觉的位置、值班的班次时间、具体在号里面负责什么工作等。
吃饭时由于人多，一般分为上、中、下三个板块，靠近门口那边的与号长在一起吃饭的那么三五个人都是号里的上层人物，要么有钱有势，要么是管教的红人关系户、跟号长关系好的，接下来中板上就是劳作和中产阶级了，下板都是一些没钱没势的小人物或者新来的成员，他们靠近茅厕这边吃饭。通常菜饭进来后如果改善伙食，那就要先给号长他们把肉或鸡蛋以及米饭等好东西留足了，包括下一顿吃的，然后剩下的再给下面的分。由于号里长时间伙食单一，人们缺嘴，所以号里的成员们有的也互相搭伙吃饭，比如我吃你一口鸡蛋你吃我一口肉之类的，以此熬过里面漫长的牢狱生涯。
号长可以对不服管教者施暴，如果仍不服的，则管教亲自来给戴手铐脚镣等戒具，免不了要被修理一番受些皮肉之苦，情况严重的可以严管关禁闭，不给饭吃进行各种修理酷刑，再把人锁在地卯上。作为受侵害者则诉冤无门，看守所的安全和管理就是依靠管教的这种严酷的方式来完成的。
由于看守所、公安局乃至检察院上下利益攸关、利益一体化，它又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维权的成本极高，违法的成本极低，最终一切法律上的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要改变现状，狱所必须去专政化、奴性化，进行人权化、法治化的改革，增大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开放度、透明度，降低维权救济成本，淡化管控本位。
管号的号长要么是管教的门子户给管教行贿，要么是管教选的劳改油子，监狱和看守所有经验的管教都十分会看人，我们这个号的号长就是管教挑选的一名劳改油子，可能是因为本人的存在，那些门子户全都调到了另一个号。我们这个号的号长姓孙，里面一般称呼他为大哥，大哥上次犯事因为贪污判了个死缓，坐了近二十年的牢，出去之后这次因为贩毒判了个无期又进来了。应该说孙号长是一个很有管理能力的人，也是一个深谙人性的人，他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同时他也是一个人格分裂、扭曲的人，他对强者比如管教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十分的恭顺乖巧，对于弱势者则比较严酷。另外他的心理也让人难以捉摸，他被判了无期之后那段时间一直身体不好，经常头疼呕吐，吃药休息都没有好转，可是当他听说同监另一个毒贩被判了极刑的那一天，他的病全好了，尽管有所掩饰但还是显得格外兴奋，看来他的救命良药是别人的死刑。也许是个巧合吧，但这的确是发生在我面前的一幕。
像号长一样的劳改油子们一般都有识人之术，号里来了新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是穷是富、什么脾气秉性、犯什么事进来的，往往都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还粗略地做了一个统计，一般看守所的二次犯和多次犯要占到羁押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过我认为这个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据我亲身接触的这些所谓惯犯，他们人本身并不是就比一般人坏，大多数是价值观有些问题，同时社会没有很好地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
一个号里通常关押15至20人，当然还有人更多的时候，只有一个茅厕，这个一两米见方的茅厕面向铺板有一个有机玻璃的隔挡，我们全监这十几个人洗脸刷牙、大小便、洗澡、刷碗、洗板布、洗地布、做卫生、洗衣服就都用这个茅厕解决。看守所他们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一天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的。假如每个人解大手要10分钟，简单算一下就至少需要150分钟至200分钟，如果早晚两次洗漱每人需要10分钟，就又是两个多小时，如果再加上做卫生、洗衣服、吃饭，一天从早到晚像打仗一样紧张。由于号里的茅厕小，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撒尿都必须蹲下，而且管理机关、管教、号长会有意造成资源紧张状态，形成被管者争夺资源的局面，甚至互相倾扎、你争我夺，这样的局面人们就不得不仰求号长、管教和看守所。
奴化管理是中国狱所的普遍管理方式，这是一种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的有效方式，使得被羁押人变得更加乖顺好管，可是这严重剥夺和践踏了人权和人格尊严，在专制制度下，尽管法律上面有所谓的人权保障，但在现实中狱所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有利益驱动，而人权保障根本无法形成这一机制，完全就靠管教的良知和道德自觉。要形成人权保障机制就必须开放监督，有社会和家属来考核评价，跟政绩与利益挂钩，这是当前唯一有效的方式，当然根本上还是需要从和平民主事业的改革建设上来彻底解决。
举一个例子，看守所吃饭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既吃不好浪费又特别严重，馒头白菜每天都要倒掉一大半，其实完全可以采取自助餐的方式，一到吃饭时间将嫌疑人集中请到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就像放风那样，大家采取自助餐的方式，拿多少吃多少，菜不仅一种，完全可以多搞几种，可以保证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伙食的待遇，外界社会和家属可以定期在狱所餐厅就餐，提出监督意见。
这其实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嫌疑人或罪犯他们十分邪恶、有人身危险、可能会脱逃等等，存在这种成见和错误认识，因此就逐步形成了看守机关把嫌疑人不当人，像猪狗一样关起来，关得越死越好、越紧越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大多数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并不是所谓坏人，也并非有什么人身危险和脱逃之虞，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外，对于绝大多数嫌疑人应该人性化执法，给予必要的人道待遇。这个执法意识还没有从专制理念向法治理念转变过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