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1月29日讯】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对於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台第二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地下党,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无数次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中共地下党人之厄运》一书中,提到共产党对地下党的两个“16字方针”。第一个是,在中共建政前,中共中央指示地下党,进行斗争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在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中央回电指示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经《红岩》一书作者多方明查暗访,证实了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一字不讹,而且不单只针对南京,而是全国性的。

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经过长期埋伏,最后等待时机到来的地下党,等来的竟然是“降级”、“控制”、“消化”、“淘汰”,甚至失去了生命。没有死在敌人手上,欲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给灭掉了。

关于毛泽东订出这第二个16字方针,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也曾撰文披露详情。

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说,中共政权即将易手之际,中共曾对在南京的地下党员采取“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6字方针,这一方针因为受当时客观条件影响,原件很难见诸于世。

1949年以后,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16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一地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

作者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像。

16字方针破解历史谜团

这16字方针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对於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

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更爆出惊人史料。

书中披露,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虽然还存有争议。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

早期就有披露,从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

1949年5月,南京易手,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了上述16个字方针。

有人曾经拿这16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16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这16个字,他们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

在寻找这16字方针来源时,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

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几十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西南局的老人,告诉了M这16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16字方针的文件。

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这位作家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这位作家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16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份子一贯的偏见,再到后来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这位作家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16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地下党成中共抛弃的棋子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

1949年下半年,中共政权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同年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

邓在报告中强调,中共建政一是靠毛中央,二是靠军人,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

报告还严厉批评南京地下党的人员对军队不服气的情绪。并在这次整党中,以“停止党籍”的方式处分了100多个党员。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

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16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而这16字方针,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份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

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

他们从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国一路走过来,满怀希望迎来的,却是被中共政权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但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伤痛和叹息。

(记者李韵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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