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1月12日讯】我叫王英强，是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下属的渭城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居民，我儿王小刚2007年2月在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蒲城项目部工作，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被同事程文才两次恶意放值班狼狗咬伤。事后无人救人，干部张小兵等人又雇凶打人，导致王小刚严重精神病。多年工资及其它应得收入至今未补发，养老金也暗中停缴。
我维权十多年得不到公安的立案追查，反遭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多家地方政府部门暴力维稳和镇压。我数十次被威胁、截访、戴手铐，关黑监狱、家中门窗多次遭打砸、楼前楼后被辖区渭城街道办事处加装多个摄像头并设专职监控室、坐机电话线被剪、遭殴打致双腿残疾。陕西省公安厅多次虚假上报“案件终结”，地方政府私造伪证、造假低保等迫害导致我全家四口人一死二残的后果。
2017年10月21日至10月28日，辖区渭城街道办领导指使渭城派出所所长李晓东把我女儿王小琴非法关押进咸阳市渭城区拘留所，非法拘留七天，至今不给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证明》、《解除拘留证》等书面法律手续。
2017年8月11日至今，渭城街道办派出近二百人的维稳队伍，轮流倒班对我全家人进行非法24小时监控和强制限制人身自由，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对手下所有维稳人员：“手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先放下不干，看管王英强全家现在是街道办的头等大事。”期间，曾偷偷把我家防盗门焊住，不让我出门。如果上访，必须由街道办维稳官员陪访才可以，正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省公安厅信访主任夏琛明曾对我说：“狗把你儿子咬了，你找狗去，找我们做什么？”现在我仍处在非法监控和软禁迫害当中。
2017年11月8日下午三点左右，辖区渭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杜兴鹏受党委书记张亚红之托来社区找我家谈话，要求和我家订一个所谓的“君子协定”，大概内容为：一、以后不论我去哪里上访，必须先电话向渭城街道办的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二、我不论去哪里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登记，不能带太多的行李，尤其不允许拉行李车，更不准在各个政府门口喊冤，只准在信访窗口登记，一切行动要坚决服从陪访维稳官员的安排。三、只要我答应上述两个条件，可以给我女儿王小琴在社区安排一份打杂的临时工作。同时，还可以考虑把渭城街道办偷偷焊住的我家防盗门修好或更换新门。四、只要我乖乖听话，一切服从街道办的安排，可以考虑尽快把安排在我家附近的24小时维稳人马撤走。
2017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街道办主任林军和党委副书记杜兴鹏找我家谈话，谈话大概内容如下：
1.问我家最近有什么生活困难需要解决？
2.坚持陪访制度。不论我以后到哪里去上访，必须先向街道办领导提出申请，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渭城街道办派专人专车陪访，领导不同意的话，一概不准外出。
3.不准和其他访民有任何来往。
4.我家以前的上访材料不合格，街道办可以派杜兴鹏帮我家重新写上访材料，但材料只准写给三公司的上级企业单位，并且材料当中只准谈王小刚的工资等与企业有关的问题，不准提及陕西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等话题，按照上面的思路，把原有上访材料交给他们申核修改和列印。然后，服从街道办领导命令，新上访材料按他们的统一指挥、统一安排，提交给他们指定的部门。
5.你家的案子属于内部矛盾，最好不要勾结境外媒体。不允许在境外媒体上再披露任何消息。
6.每逢敏感期，不准有任何外出行动，必须接受他们派人派车的强制监控行动。
2017年11月23日上午9点多，街道办杜兴鹏按领导指示，到社区对我家的上访材料进行了申核和修改。材料中涉及到政府维稳和违法办案的内容全部被取消。
2017年12月18日下午4点左右，秦汉新城管委会信访局局长席慕英在渭城街道办维稳官员杜兴鹏、何长江等人的陪同下，打着了解案情的借口来社区办公室找我家谈话，他先是让随行人员从不同角度摆拍了很多张和我家见面的照片后，才装模作样的听我讲了几句案子经过，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对我说：“现在都依法治国了，你家的案子我们秦汉新城也管不了，建议你还是走司法程序。”我问他：“习近平主席要求依法治国，我家上访十多年，陕西省公安厅故意压案不处理，还长年对我家实行暴力维稳和镇压、非法24小时监控，难道陕西省公安厅不属于司法机关吗？”席慕英：“你认为陕西省公安厅违法，你有证据吗？”我：“我当然有证据。”席慕英：“那你可以到法院去告陕西省公安厅，叫法院立案追查陕西省公安厅。”我：“很多访民手中的法院判决书达近百份，份份黑不见底，现任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杜航伟就是原陕西省公安厅厅长，被告坐堂，哪家法院敢受理此案？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依法治国，为啥从2017年8月到现在，19大也开完快二个月了，渭城街道办事处的上百名维稳人马仍死守在社区对我全家进行非法24小时监控和强行限制人身自由？谁指使他们这样干的？要谈依法治国，先把你们的维稳人马撤走。”席慕英听完后表情很不自然，随后找借口说自己很忙，便匆匆离开。从始到终，席慕英未完整的听我讲述整个案子经过，也没有看我家的案子书面材料，有关立即停止非法维稳行为更是闭口不提。
2017年12月27日上午，渭城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张亚红等人来社区慰问我家，首先安排下属进行不同方位的摆拍后，然后向我诉苦说：“街道办也不想维稳你们家，可是上级的鞭子不停的抽在我们几个领导身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服从上级政府领导的安排，我们几个街道办领导就会被免职。因为你女儿十九大期间进京上访一事，我和林军主任已经向上级写了七份检讨了，离免职只差一步。上级要求的维稳措施比我们执行的还要严厉的多，街道办已经宽松了很多。”
截止目前，我全家仍处在辖区渭城街道办事处以维稳人员任彪为首的维稳团伙的非法24小时严密监控和人身自由限制中。不论我和我的家人正常生活、或者和任何人接触、有时与街道办的维稳人员沟通，任彪等人都会用手机现场拍照并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甚至有时他们这些维稳人员还会故意找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借口主动上门找我或我的家人，说些与案子毫不相干的话题，然后摆拍一些照片。我的身份证原件有时也会被他们骗走无故扣压多日不还。我不知道是谁指使他们这样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倒底想干什么？
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因为儿子王小刚一案上访十多年，经历了王锐、杜航伟、胡明朗三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的换届，冤屈仍然得不到依法公正处理，所遭遇的暴力维稳手段却在年年变着花样的翻新，有多名街道办维稳人员向我暗中诉苦说，街道办党委书记张亚红命令他们过年也不准休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性，常态化，严防死守，牢牢看住我全家，绝不允许我或我的家人两会前再偷偷跑到北京去上访，谁看不住就免职谁。
我不明白，各家政府部门都口口声声说我家的案子不存在违法办案，并且当年参与办案的很多相关部门领导也都升了官或调任到其他领导岗位上了，原始案子已经无法查清了。为啥却要动用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不惜一切代价的对我全家，包括我的精神病儿子王小刚在内，进行长年常态化的强制看管和暴力打压及迫害呢？案子背后倒底有多少不可告人的黑幕？依法治国法在哪里？终身追责，我家冤案能追到谁的法律责任？
2018年农历新年即将到来，2018年3月份的中央两会也为期不远了，我不知道在这漫漫寒冬里我全家还会遭受来自政府部门的哪些新式打压及迫害手段，我家的冤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得到公平公正处理？依法治国的阳光什么时候才能照进我家的窗户？
附件：原始案子材料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最高检察院曹建明院长：
您们好！
我儿叫王小刚,是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简称火电三公司）的职工，于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工作，任项目部保卫部纠察，做门卫工作。去蒲城工作前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值晚8点的班，接班时他看到门卫室门锁着，就到值上一班的同事陈文才的宿舍门口喊陈文才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的情况，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把王小刚咬得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助！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到乡卫生院看伤打防狂犬病疫苗救了自己。我在与王小刚的电话交谈中发现情况不对头，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王小刚休息，还克扣了王小刚的工资和奖金。
2007年3月24日，我带着王小刚找保卫科长张小兵要奖金和以前的工资，张小兵和财务科长白石等七八个人在食堂里面找到我们，食堂管理员王怀忠现场指挥，办公室主任张广利抱住我，让农民三人打我儿子，在食堂里边和外边共打了4次。张广利、张小兵还威胁我：你儿还要不要工作？满院子干部、工人，没有任何人敢出来劝阻。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我看事情严重，只得将我儿强行带回家中休养治病。
王小刚被单位的人有意放狗咬伤、被殴打、被欺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连续多天晚上做恶梦吓得他睡不成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必须要有家人常年照看。
我向蒲城当地的派出所报案，随后又向蒲城县、渭南市的公安机关报案，直至向陕西省公安厅报案，至今都不给立案查处。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室主任夏琛明甚至对我说：“狗把你儿子咬了，你找狗去！找我们做什么？”
十年来，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访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仍坚持不依法办案，还组建了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区公安分局、渭城区信访局、渭城区化工派出所、渭城区渭城街道办、火电四公司社区等多家基层政府机构，对我全家实行长年暴力维稳，楼前楼后加装多个摄像头，非法实行24小时监控，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跟踪，门窗多次遭打砸；我无数次被截访、戴手铐，多次遭殴打。我及我的家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威胁、谩骂、羞辱、软禁、关押、不准吃喝、上门打砸、断电、监听电话、剪电话线、暴力截访、上访销号删记录、微博强行销号几十个等多项暴力维稳手段的残酷迫害。不但原始案子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后续暴力维稳的恶果滚雪球似的只增不减。
我告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的虚假黑材料就上报到哪里，罪犯单位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的黑钱就塞到哪里。陕西省公安厅不下几十次编造虚假的材料，私造伪证上报公安部及党政人大等机构，说我家王小刚的案子终结了。直到2016年11月仍然如此弄虚作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当场质问接访的官员：“陕西省公安厅是怎样终结的？终结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我的签字？为啥不告知我？凭啥偷着终结？”这些官员无言以对。
公安部信访处樊处长曾答复我说：“我只能从电脑上给你转下去，陕西省公安厅不执行我们也没办法。”
陕西省政府及省信联办答复我说：“是陕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亲自给你家上报的终结材料，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政府参与案子，我们也没办法。你找省公安厅去。”
陕西省人大信访室马主任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是主管全省信访工作的副省长，我们惹不起。如果给你家办案，我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我们只能听杜厅长的，他让咋办我们就咋办。你可以去找陕西省委，省委代表党，权力大得很，陕西省公安厅不敢不听党的话。”
陕西省委接访官员对我说：“你家的案子是涉法涉诉的案子，我们很同情，但是不对口，我们无权处理。陕西省人大是主管涉法涉诉案子的归口单位，你找他们去，要求他们给你监督处理。”
陕西省检察院的领导对我说：“我们平时都和公安厅的领导在一个大院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让我们咋给你处理？”
我儿王小刚的案子就这样捂来捂去，推来推去，拖到今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党，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官员，怎么就处理不了我们家这样一起案子？
我老伴儿得知儿子被迫害的消息后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王小刚受到剧烈惊吓后精神失常，火电三公司竟然还要求王小刚到单位上班。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上班？多年来我儿子的工资未给发放一分钱，就连养老金也暗中停缴了。王小刚由我小女儿在家照看，小女儿因此不能外出工作没有收入，我则每日四处奔波求告上访。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我每月近3千元的退休金维持。我因到处上访忍饥挨冻受尽折磨造成左腿严重骨网膜损伤，被定为三级残疾，十年上访的结果是我家四口一死两残！至今看不到公正查处的希望。
习主席、李总理及各位领导，我在绝望中给你们写信求救，我对我们家的境况不敢多想又不得不想。我今年七十六岁了，到我不得动了，我走了，小刚怎么办？难道叫我和我老伴儿把他一起带走吗？我求告上访的基本要求是：王小刚是因公受伤患病的，工作单位火电三公司应该以工伤处理。我这个要求不符合事实和规定吗？过分吗？
走投无路绝望之中我给您们写信，恳请您们能派人明查暗访，查明黑幕，严惩官官相护的黑官，为我们家及陕西省各地的冤民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全家将不胜感激！我王英强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能合眼了。
陕西省咸阳市退休工人（2017年3月划归西安市西咸新区）：王英强
电话029－33711064
2016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