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扫黑除恶”的通知，从架势来看，是久未谋面的前度刘郎今又来，新的一场“严打”再次登场了。
中共在文革之后，共开展过四场“严打”，1983、1996、2001、2010各一场，力度最大、杀人最狠的是1983年那场。但是每次“严打运动”之后不过几年，犯罪很快就出现反弹，于是乎走进了一个“一乱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再打”的历史怪圈。
那么，这种怪圈是怎样形成的呢？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治标不治本。比如讲1983年的“严打”，是针对当时“百废待兴”时社会上的乱，这显然与文革“砸烂旧世界”放出的人性中的魔鬼有巨大关系。毛泽东只不过是共产邪灵手中的一根反天反地反宇宙的狼牙棒。毛是小魔，共产邪灵是大魔。
撕掉了封印放出来的这两只大小魔头互相呼应，在革了中华神传文化的命的同时，也在老百姓心里营造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黑恶庭院”。
“扫黑除恶”如果不能清算中共党文化、荡涤人心，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重新填充进去，仅仅表面上棒打几个“黑社会小喽啰”，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人心不变，出现反弹是迟早的事情。
此后的几次“严打”，其实都没有跳出1983版的框框，本质上都是1983的2.0、3.0、4.0版。
其二、贼喊捉贼。每次“严打”，无可避免的要依赖最为强力的部门——公安机关。然后上头有政法委（小组）的指挥，公检法穿同一条裤，砍人头如割韭菜，刑讯逼供、办案异常草率。
名嘴梁宏达有一个观点，说一个县里的核心部门不是县委县政府，而是公安机关。原因是，公安机关的权力触手可以合法地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地方政府不论是办合法还是违法的事，都需要公安机关“保驾护航”。此言是也。
中共治下的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贼”，也是“抓小贼”之人。
当他们为地方官员办违法之事鸣锣开道（如强拆），充当地方黑社会组织、娱乐场所的保护伞（甚而自己搞黑社会、放高利贷），打压维权律师、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地下教会等信仰者时，他们自己就是“大贼”。
而在平时的维护治安，侦破刑事罪案之时，他们却是“抓贼人”。
如今“扫黑除恶”令旗一展，岂不是要公安抓公安自己，能办得彻底吗？所以，不破除这种贼喊捉贼的机制，很难想像新的一轮“严打”能走多远。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打虎拍蝇，政法委、610系统、公安局成为了出老虎、苍蝇的重灾区，个中原因是外边来的武松好办事，打他们的不是政法系统自己，而是王岐山手下的纪检系统。
破解贼喊捉贼的方法并不复杂，就是让司法跳出党的魔掌，真正独立起来。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