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赐名 万人送葬 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2月08日讯】中共没有建政之前,武训曾是感动世界的平民教育家,还拥有几顶耀眼的桂冠,他是千古奇丐,也是“义闻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大字不识,靠着行乞,行大苦行,忍寻常百姓难忍之事,默默地做着亦如孔子的兴学大业,以其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1951年,《武训传》纪录片在中国大陆上映,上海等地的报刊都在称赞这部影片,时任中共的党魁虽然在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使其忙得不可开交,但却连续看了两遍《武训传》,之后他对江青等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要进行大力批判。

《武训传》中有一句台词,是武训对着横刀跃马驰骋奔驰的周大说:“光杀人,能行吗?”正是武训的这句话,触动毛泽东嗜杀成性的敏感神经,于是批判武训、批判《武训传》的风潮迅速蔓延。

《武训传》仅是一部纯粹的文艺电影。但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下,和政治毫无关系的武训,在中共的强制下和政治产生莫须有的联系,成为中共共产运动下的斗争目标。

1951年7月,中共将武训定性为是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文革中,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墓,掘出他的遗骨游街,当众批判后将其焚烧,挫骨扬灰。

被中共污蔑为“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武训,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武训是晚清光绪年间的乞丐,一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当他忍苦兴办义学的事迹声名远扬后,引起海内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义闻千秋’、苦节宏愿”的武训,以一个人的屈辱下跪,帮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严;以一个人的隐忍卑贱,托起一方贫苦,乃至社会崇学的风尚。

有人曾万分感叹地说:“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武训行乞集资办学

这要从晚清光绪年间说起,一天一个衣不遮体的乞丐在山东堂邑县沿街乞讨。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连说带唱,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其惟妙惟肖的表演与好玩的唱段,引得围观者一阵阵哄笑。

他的唱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围观者中有不少人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个人就是唯一被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就是这个非常普通的乞讨之人,却以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

武训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据记载,武训乞讨所得,经营所得,30年间献给义学的经费高达28,880两。有人统计,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凭着这些钱财,武训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大富豪,过着衣食无忧的晚年,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保持着严苛的自律,凡是用于义学的钱,他从不为自己动用一丝一毫。他仍然到处流浪乞讨,住破庙、碾棚、磨棚、瓜棚,从不肯奢侈一下,为自己改善一下卑微的处境。

这样的隐忍气度和宽仁胸怀,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

清廷亲自为武训赐名

《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只有武训一人。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清朝朝廷为嘉奖他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梁启超先生曾专门为武训撰写了《兴学节略》,赞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冯玉祥将军称颂武训是“千古一丐”。冯玉祥还大声疾呼“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并于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着一件 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饱受不识字之苦生起办义学之念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出生于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自小家境贫苦,七岁时父亲死了,生活更困难了,幼小的他随着母亲乞讨为生。武训年纪虽然小,但对母亲十分孝顺,每逢要到干净可口的干粮,都一定带回去给母亲吃,从来不肯自己吃,非常之懂事。

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他多么渴望能读书呀。然而在当时,就他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有一天,他鼓足勇气闯进学堂,请求私塾先生准许他免费入学念书。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骂了他,并将他赶出门。

15岁时,武训来到姨父张老板家做工。为富不仁的姨父没有因为他们是亲戚而给予些微的优待,反而变本加厉地让他多干活,却从来不给他工钱,还常常有事没事就打他欺侮他。这一切,小武训都忍了。17岁时,武训又到李举人家当长工。一天姐姐托人捎来一封信附了几吊钱,李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把信给他,把钱吞了。

武训过后知道提出质问,李举人不但矢口否认,还把武训痛骂了一顿。一次喂猪时,武训不小心把猪食洒在地上,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除夕,武训给主人贴春联,因为不识字,把春联上下贴倒了,主人认为大不吉利,拳打脚踢,又吵又骂,不许他吃饭,罚他一夜不睡觉,在风雪严寒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武训在李举人家里做长工三年,李举人一直没给他发过工钱。一次,武训的母亲病了,万般无奈,他开口向主人讨要工钱。没想到,李举人拿出了一个假账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悲愤欲绝,反被李举人诬为有意讹诈,最后,武训被李举人的家丁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扫地出门。

这次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了,受伤害后的武训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醒来后,他痛定思痛,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受尽欺辱,都是因为不识字。而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将永受人无端欺负。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让人们都能读书识字,不再受人欺凌。

边走边唱行乞集资

然而以赤贫之身办义学,旷古未闻,难度可想而知。但武训对此很有信心,他决心以一生的苦行和执著来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

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掀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这个日后在教育史上名垂千古的乞丐,就这样拉开了行乞集资办学的非凡人生之序幕。

他一边行乞,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歌词似诗非诗,但有积极向上的内容,有一定的韵脚,内容全都与兴办义学有关。无论别人问话还是嘲笑,他都以唱歌做答;无论劳作还是休息,他都愉快地歌唱,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他到处出卖自己的劳力,苦活累活抢着干,过着牛马式的生活,目的就是为攒钱办学。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训不以为苦,还快乐地唱道:

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

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

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犯愁。

谁知,善良的武训再遭欺骗。一年后,武训辛苦积存的一点钱,都被他的姐夫骗去了。武训为此气得水米不进,伤透心了。几天后,他又缓过气来,潇洒地唱道: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一些人嘲笑他害了“义学症”,他坦然唱歌回答:“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要饭时,难免遇到吝啬不给东西的人,武训就达观地唱:“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当遭遇声色俱厉的谩骂时,他也不生气,唱歌以对:“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训把要来的钱都积攒起来,要来的干粮,好的完整的卖掉,换成钱攒起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并以小曲来唱出自己的心声:

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那些岁月,武训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一天到晚乐此不疲地干那些别人不肯干、不屑干的累活。如推磨、碾米、替人割麦子等。此外,还替人家大清早打扫茅房,出粪晒干后做肥料。有时也帮人挑水浇园,挑粮食,挑笨重东西等,按照路程远近和重量计算报酬,收入还算可观,就这样日积月累办义学所需的资金。

为了赚点钱来办义学,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到各处的庙会集市上耍把戏,以取赏钱。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脚做“蝎子爬”,翻身跳“打车轮”,趴在地上给孩子做马骑,还有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等等。如此作践自己的身体,都是为了兴办义学!

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轧棉花,纺线等。武训就这样到处流浪,工作,要饭,漂泊。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庙里。每天深夜他还在如豆的灯光下搓捻线绳,绩麻缠线。他边绩麻边唱道:

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

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29岁的那年,武训已攒下了一些积蓄,他用这些积蓄买了45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并愉快地唱道:

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3年以后无碱沙。

只要该我义学发,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3年以后平了坑。

武训38岁那年,山东大旱,饿死不少人。武训用自己的钱买了40担高粱赈济百姓。武训的哥哥不务正业,常向他借钱,一些亲戚朋友也来要求他资助,武训都拒绝了,正色答之: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乡里一对孤寡的婆媳两人,靠要饭为生,好心的武训却慷慨地赠给她们10亩地,还唱道:

这人好,这人好,给她10亩还嫌少。

这人孝,这人孝,给她10亩为养老。

终生未娶,办起了三座义学

俗语说得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经过多年的辛劳,武训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山东堂邑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

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声泪俱下地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树芳举人深深为之感动,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助其完成夙愿。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天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了,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30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

“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只在宴会后吃了些残羹冷炙以充饥。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到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

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

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60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

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230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

同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即今天的山东省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清苦不勘的生活,在自己身上一文钱都舍不得花,倾其所有都办了义学,他晚年声名远播,赢得了广泛的敬重。

“御史巷义塾”建成不久,武训就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58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

武训发丧之日送殡者达万人

发丧之日,沿路60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老百姓们亦潸然泪下。

武训去世10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刘继兴考证,当时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

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可惜此雕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

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

据说,在军阀混战中,跟随孙传芳打仗多年,担任师长、副军长等要职的段承泽将军,当他驻军泰安时听到友人讲起武训的故事。段将军在无比的震撼着中幡然醒悟,当时定下“退赃赎罪”的志愿,他放下军中要职,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

1933年,段将军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这一事例印证了武训的精神,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他想要拯救的阶层。

(责任编辑: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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