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外界预期中的“习李体制”意外的被“习王体制”取代。全无纪检履历的王岐山虽然在政治局七常委中排名第六，却成为实际二号人物。
然而，十九大的一场习江激斗，作为习思想写入宪法和习家军占领政治局的代价，王岐山与“两张一刘”三名同样在“七上八下”潜规则下年龄踩线的江派常委“抱团下野”，齐刷刷退出权力核心。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但“习王体制”却因此变成了习的独角戏。
正当外界猜测如何命名这个“非习李”也“非习王”的特殊时期时，王岐山却在习近平的强力推举之下迂回逆袭成功，出任国家副主席。“习王体制”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样貌再度出现。
但这一新样子与旧貌早就形似神异，所以笔者权且称之为“后习王体制”。
与“习王体制”比较，“后习王体制”至少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习王之间的天平，已大大向习近平这边倾斜。
在“名”的层面，习思想以冠名方式写入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令习近平“势大涨”。 在“实”的层面，中共政治局里习家军人头涌动、军改确立习的“枪杆子”威权，又令习近平“权攀顶”。而无论怎样，现在的王岐山已变成一名中共普通党员，国家副主席的能量大小都要拜习近平赋权多少而定。
过去的“习王堪比肩”变成了差距明显的“习大王小”。
其二，习王面对的内外部环境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内忧为主”变成了“内忧外患”。
所谓“内忧”，指的是作为习的政治对头江泽民的势力和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在习王联手打虎之下，大量江家马仔被关进了虎笼，政治局七常委中，江家勉强还有一个韩正留存，但已基本成不了气候。
所以，对习而言，关键问题是能否走出直击江家老巢、收拾江泽民与曾庆红的一步大棋。而底下的一堆虾兵蟹将，什么时候处理、如何处理，已经不是特别要紧的问题。
而国内经济、金融危机早已外显多时，拖延越久，危机爆发的冲击力就越大。但这个问题，目前并未看到好转的迹象。
所谓“外患”，指的是以中美贸易战为主体的外部压力。而这个贸易战又与国内经济、金融危机紧紧相扣，形成巨大的阴影。此为“内忧”与“外患”齐至。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对危机，王岐山的回归，就必然存在“功能转型”的问题。这就如同当初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是从“经济沙皇”跨界变成“打虎掌柜”。在“后习王体制”时期，王岐山将再度转换角色，由“打虎掌柜”变成“经济、外交猛人”。
其中不变的，只有一样，就是王岐山的“救火队长”底色。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