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放逐行动的特点是,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完全缺乏协调。因此,被捕的农民有时被关在临时监狱(营房、行政大楼和火车站)里数个星期。大批人设法从那里逃了出去。格别乌给第一阶段分派了240支车队,每队包括53节车厢。根据格别乌的规定,每支车队包括44辆牲畜运输车,每辆载有40名被放逐者;还包括8节运载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个家庭限480公斤)的车厢,以及一节运送卫兵的车厢。车队的组建过程总是慢得令人痛苦。格别乌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颇为苦涩的通信显示了这一点。在沃洛格达、科特拉斯、罗斯托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鄂木斯克等大型补给基地,车队总会满载着人停留数个星期。这些成群的妇女、儿童和老年男子经过时,很少不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由“沃洛格达工人和雇员联合组织”或“科特拉斯铁路工人”签署的许多团体信件,都发往莫斯科,抱怨“对无辜者的屠杀”。

关于1930年和1931年车队的死亡率,保存下来的详细记录很少,但极恶劣的条件、严寒、食物的缺乏和疾病的快速传播,一定夺去了大量的生命。

当铁路运输车队最终抵达一个车站时,男子和他们的家人往往被分开。男子被临时关在易损坏的小屋里,然后被押送到新的聚居地。根据官方指示,这些聚居地“某种程度上远离任何交通工具”。这样一来,冗长的行程有时就多了数百里。他们带着家眷或者不带,冬天有时坐在一队队雪橇上,夏天则坐在双轮马车里,甚至步行。从实际角度来看,第二类富农行程的最后阶段,与对第三类富农的放逐往往难以区分开。后者当时正被重新安置到边陲地带(peripheral regions)需要改善的土地上,即西伯利亚或乌拉尔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地区。正如西西伯利亚托木斯克(Tomsk)县当局于1930年3月7日所报告的:

“第三类富农的首批车队徒步到达,因为我们没有马匹、雪橇或马具……一般来说,分配给车队的马匹完全不适合往往在200英里以上的行程,因为当组建车队时,被放逐者的任何好马很快就被老马取代了……鉴于这一现状,运输富农有权携带的两个月物资,是不可能的。也很难应对通常占队伍约50%的儿童和老人。”

在一份类似的报告中,西西伯利亚中央执行委员会显示,它有可能执行格别乌的一些指示。这些指示涉及将4,902名第三类富农流放到新西伯利亚省的两个县。该委员会在此报告中称:“沿着225英里严重破损的公路,运输8,560吨粮食和动物饲料,需要动用28,909匹马和7,227名骑手(1名骑手驾驭4匹马)。从理论上说,被放逐者因‘其行程和安置’所需,有权携带这些粮食和饲料。”该报告总结称,“实施这种规模的行动,会严重影响春季播种计划,因为马匹会因此而精疲力竭,需要数周的休息时间……所以,将被放逐者获准携带的粮食量大幅减少,是头等重要的。”

这样,在没有粮食或工具,且往往没有任何容身之处的情况下,囚犯们不得不开始他们新的生活。1930年9月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一份报告承认,拟建的1,641间被流放者宿舍,只有7间建成。被流放者经常在光秃秃的地上、开阔的草原上或沼泽松林中央“安顿下来”。那些能带上一些工具的幸运儿,可以搭建某种基本的庇护所,通常是传统的泽姆良卡(Zemlyanka),即在地上钻一个简易的洞,上面覆盖着树枝。在某些情况下,数以千计的被放逐者被安排居住在一栋在建的大型建筑或工业中心附近。此前,他们临时住在简陋的军营里,睡三层上下床,每间小屋数百人。#(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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