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难保不生病。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基本公共职能，就是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因此，政府财政作为支付全民医疗费用的主角，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发达国家的政府每年都会拿出一大笔钱用于公民的医疗保障，有的国家甚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如英国、日本等。
但遭人诟病的是，始于上世纪后期的中国医疗制度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这项职能当成包袱甩给了市场。受此影响，政府财政每年对国人医疗保障的投入大为减少，不但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准不如自己的印度等国（注1）。更有甚者，即便是这部分已经少得可怜的投入，居然80%都用到了党政干部的身上。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只有占人口10%的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部分集体企业的人员拥有完全的医疗保障，而占人口50%以上的城市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其余的人只有低水准的医疗保障。换句话说，半数以上的中国人看病都得自己买单。加之医疗费用的上涨又明显快于居民收入，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看不起病自然也就成了困扰当今中国老百姓的一大社会问题。
2010年2月27日，有位网友在跟时任总理温家宝进行线上交流时吐槽说：“温总理，我们农村的看不起病呀！”这话道出了当今中国农民的普遍境遇！
2004年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在公开场合引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上的资料说，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农民一旦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连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都不够。有关调查表明，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即便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其实，看不起病的又何止是农民呢？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相当一部分收入不高的群体也同样如此。就连体育冠军、劳模这类曾经的风云人物也不乏其例。
据《三秦都市报》报导，2012年3月，退役已经13年的前亚洲链球冠军徐伟利突然发现双腿浮肿，呼吸比较困难，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胸腔积水严重，心脏和肺受到压迫后导致供血不畅、呼吸受到影响，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但由于经济困难，一时无法支付数万元的治疗费，徐伟利只得每隔一周到医院抽取一次胸腔内的积水，每次费用700元。抽完积水以后，他的呼吸相对能够好转一些。6月28日，他再次到医院抽出1,200毫升胸腔积水后，因没钱买药而返回到住处，打电话向朋友借了200多元。6月30日，他来到医院买药时，药费竟然高达600元，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又给平日里经常照顾他的朋友张某打去电话“求助”。
事后，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在田径运动比赛的领奖台上，当国旗冉冉升起时，我每次都流下了眼泪。没有想到，退役13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因为经济困难交不起600元的医疗费而流泪”
2004年12月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过去10年，中国公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下降，居民自我医疗（俗称“有病自己医”）的比例逐年增加。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竟达29.6%。这里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得病后自己买药吃。36%的居民生病后不去医院就诊，而是跑到药店购药，采取自我医疗，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农村由1998年的23%增加到31%、城市由44%增加到47%。二是看不起病就硬扛着。“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
不管是自我治疗还是自己硬扛着，显然都是因为看不起病。调查显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试想，身为中国人，有病在身却看不起，你会幸福吗？
注1：
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800亿，而香港仅800万人，政府向医院拨款竟达400多亿。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12%降到了6%。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卫生费用增长48倍，政府卫生预算只增长21倍，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却增长118倍。今天中国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达到52%，远高于美国人所承担的15%，而英国、日本甚至印度都实行了几乎全民免费的社会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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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