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日揭党的十大谎言

北京时间：2018-07-01 08:08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7月01日讯】中共将每年的7月1日定为建党日，事实上中共建党并非“七一”，而中共所宣称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其谎言无计其数，下面仅选取十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真相。

谎言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著名军事评论员司马成的文章《中共建党并非“七一”》揭示了有关中共建党的几大谎言。

司马成的文章指，中共的建党时间官方从1921年算起，并不符合历史事实。1920年4月底，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提供经费资助促使在上海以及南方建党。8月上旬，中共上海支部召开成立会议，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记录，中共建党是在1920年8月。

为什么中共最终把其建党日定于1921年7月1日？那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据说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和毛都不记得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召开。但为何不打电报去苏联查问？尴尬的历史真相不利于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因为1920年陈独秀建党时，毛还是青年团员。

中共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1920年夏至1921年春，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成立，其全国代表大会也开始酝酿。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中共代表大会，宣告中共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召开。大会的召开标志中共的正式成立。

谎言二：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尽管中共《党章》宣称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出席（列席）中共一大的13人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且不知哪一个人家庭出身于产业工人阶级。

据中国网曾发表的《为什么毛泽东能成为一大代表？》一文表示，当年几十个青年知识份子刚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从中又选出十几个代表到上海开会成立一个组织。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代表，他们的平均年龄28岁，中共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人成立起来的，是清一色的知识份子。

该文还表示，毛泽东1918年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随即到北京。经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和李大钊同意，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

谎言之三：中共的起家史

中共当年是拿了苏联的钱建立起的组织，即中共被“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

当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尼克尔斯基指导中共一大会议。马林向全国各地每个代表寄去经费100元。对于月薪6元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助理毛泽东来说是巨款了。一大中央局组织委员张国焘预算有30个职业“干革命的”，按月领取生活津贴20元至35元。陈独秀报告共产国际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由中央机关支出12,000金卢布。

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全面揭示了中共不光彩的起家史。首先，中共是吸苏共的奶水长大的。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共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陈独秀在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中共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给中共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共党员太不努力。

谎言之四：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

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1933年—1934年10月，蒋介石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战略，调集近百万兵力向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损失惨重，无法立足。10月21日开始，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约九万人仓皇从江西瑞金、萼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逃窜，开始了万里大逃亡 —— “长征”。

中共一直宣传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跟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开始形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三人集团” ，他们躺在担架上商议谋划怎样夺取党政军大权。

这个“三人集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

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谎言五：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90%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

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红军自湖南逃到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境内，乘夜强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桂系钢军与红军在湘江血战。湖南何健派出的湘军也随后赶到广西，跟桂军从南北两面合围红军。

此役是中共中共红军在整个“长征”逃亡途中损失最惨烈的一役，红军血流成河，每一分钟都有一个连甚至一个团被歼灭，由过湘江前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惨败后，在顾祝同、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堵截追击下，中共红军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与从大别山逃亡5千里而来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跟张国焘分裂后，红军继续向西逃亡，计划通过甘肃河西走廊，逃到苏联去。

后因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红军，再向西逃亡太危险，中共中央于是决定留在陕北。

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红军仅残余2万人和占有3个贫穷县的地盘，连生存自保都极度困难。而中共厚颜无耻，伪造历史，自我标榜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造谣污蔑蒋介石和浴血抗战的国军“消极抗日，丧土失地”，“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蒋介石摘桃子”（窃取抗战胜利果实）。

谎言六：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谎言七：六四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着，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
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八：“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6至12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

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着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

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71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九：法轮功围攻中南海

新华社的报导称，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轮功已经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对待，期间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对法轮功的打压接连不断，特别是到1998年7月，竟传出了公安部内部已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资讯，广大法轮功学员对此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上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

此文发表后，一举引发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社会影响。

但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却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后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轮功学员：公安部已经插手，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天津的公安还告诉学员：“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北京上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25日的上访中，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1、释放在天津被捕的学员，2、允许有合法的炼功环境，3、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其中第一条要求针对的是新近发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条要求针对的是三年多来法轮功受到的打压。

在当天的整个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攻击胁迫警察，没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没有对国家机关正常运作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更没有使用暴力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连口号标语都没有，大家都很听从并主动配合警察及有关部门的指挥。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当天上午八点多就出来与学员见面，下午又直接与五位学员代表面谈，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于当晚10点平静散去。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平静祥和，井然有序。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国家信访办的职责就是接待群众上访，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解决矛盾。

因此，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没有抵触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更谈不上是什么“围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体上访。

“四‧二五”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令国际媒体发出了 “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惊叹，并认为四二五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