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后，也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该体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动被判罪的政治犯，并未受益于这次大赦。将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营地、河流劳改营（Rechlag）和草原劳改营（Steplag）的囚犯中，引发了多起暴动和反抗。
4月4日，《真理报》上宣布，“医生的阴谋”的策划者本身就是审判不公的受害者；他们被“以非法审讯手段”逼供。每个人都明白，这些手段意味着酷刑。几天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安全部队违法行为”的决议，让这一承认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可明显看出，“医生的阴谋”并非孤立事件；多年来安全部队一直在滥用权力，且参与了非法活动。党声称，它此时正拒绝这些方式，并遏制警察的过度权力。这些言论所产生的希望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数十万份平反要求淹没了法院。囚犯，特别是特殊营地的囚犯，对3月27日大赦的有限性和选择性感到愤怒。他们很清楚看守们当中的混乱和全系统的危机，索性冲着看守和指挥官而来，拒不工作或服从命令。1953年5月14日，来自诺里尔斯克教养院（Norilsk penitentiary）不同分院的14,000多名囚犯，组织了一次罢工并成立了各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族群中选出的代表组成，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人在族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囚犯的主要要求是：将工作日时数缩短为9小时；去除衣服上的标签；终结与家人通讯的限制；除掉所有告密者；扩展大赦范围以包含政治犯。
1953年7月10日，官方宣布逮捕贝利亚。他被指控是英国间谍以及“人民的公开敌人”。这一宣布证实了囚犯们的印象──莫斯科确实有所改变，使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愈发坚决。罢工变得日益广泛；7月14日，来自沃尔库塔监狱综合设施的12,000多名囚犯，也举行了罢工。形势改变的一个确切迹象是，当局开始与囚犯谈判，一再推迟其打击行动。
从1953年夏天起，骚乱在特殊营地内盛行开来，直到1956年2月的“二十大”。1954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附近，位于肯吉尔（Kengir）的草原劳改营监狱综合设施第三分支爆发了规模最大、最持久的起义。它持续了40天，在内务部特种部队用坦克包围该营地后，才被扑灭。约400名囚犯被捕，并重新被判刑；领导反抗的委员会的6名幸存成员则被处决。
随着斯大林之死，情况真正改变的另一个迹象是，1953年和1953年，罢工的囚犯提出的一些要求实际得到了满足；工作日时数确实缩短为9小时；囚犯生活质量上推行了其它重大改善措施。
1954至1955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大改变了国家安全力量的巨大权力。国家安全力量在贝利亚被捕后被完全重组。三人法庭（troiki），即对秘密警察处理的所有案件进行审理的特别法庭，被完全废除。秘密警察被改组为一个自主实体，更名为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克格勃﹝KGB﹞），被清洗掉斯大林死前在那里工作的人员的五分之一，并置于伊万．谢罗夫将军的领导之下。他的“业绩”包括在战争期间监督对各族群的驱逐行动。赫鲁晓夫的同伴谢罗夫体现了过渡时期的诸多含糊之处。在这段时期内，前任领导人仍处于权力职位上。政府下令实行更多的局部大赦；其中最重要的大赦，于1955年9月进行，释放了所有因“通敌”而于1945年被判刑的人，以及其余的德国战俘。最后，几项措施令“特殊移民”受益；他们此后被允许更自由地四处走动，不再被要求那么定期地到当地军事管制总部登记。继德苏高层谈判之后，德国被放逐者成为1955年9月首批受益于放宽限制的人。他们占特殊流放区被关押者的40%（约275万人中的100多万人）。不过。这些新法律的措辞表明，司法限制的解除，以及职业地位和居住要求上的变化，不会促使“被没收财物返还或‘特殊移民’有权返回其来源地”。
这些限制是后来被称为“去斯大林化”的局部而渐进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的指挥下进行，“去斯大林化”就能一味地谴责某些过分的“个人崇拜”。他和他那一代的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在最严重的镇压行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诸如去富农化、清洗、驱逐和处决行动。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对代表们发表的“秘密演说”中，赫鲁晓夫极有选择性地谴责了斯大林主义，没有对党自1917年以来所作出的任何重大决定表示怀疑。这种选择性，在斯大林主义“偏离”的年表中也显而易见。由于这种偏离据称始于1934年，它排除了集体化罪行和1932至1933年的饥荒。在对受害者的选择上，这种选择性也很明显：他们都是共产党人，且一般都遵循斯大林主义路线；他们从来不是普通公民。藉由将压迫受害者名单限定于在斯大林手下受害的共产党人，藉由只关注基洛夫被暗杀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秘密演说”回避了自1917年以来党对社会的集体责任这一核心问题。#（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