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6日，湖北省汉阳县孝感专区（今蔡甸区）上空响起了三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小镇多年来的安详与静谧。
9月8日，为躲避中共而寓居美国的胡适，在其日记里记录了一则英文报纸的标题：“10,000 See 3 Executed In China”（ 三人被处决，万名中国人围观）。
两天前，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操场上，两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和一位65岁的老人，被中共当局处以极刑，约一万两千名群众被中共组织到现场围观这一“革命成果”。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教师报》、《长江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消息、通讯和社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也对事件进行了相关报导。
不仅如此，事件还引起了美苏两大阵营国家的密切关注。苏联《真理报》做了跟踪报导，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朝鲜国家元首金日成，先后秘密下榻湖北访问汉阳一中。路透社记者发布了新闻，十多位美国学生代表，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于9月9日专程赶赴汉阳一中探寻事件真相。
这是什么样射程的子弹在飞？竟然在海内外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升学诉求遭遇“毛式阴阳双谋”
1956年6月30日，由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中央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一度影响了东欧国家， 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事件被苏共军事平息。毛泽东担心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失去的可能性。
1957年4月底，《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号召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大鸣大放。教育系统也动员学生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整风”。
同时，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毛党魁这一阳一阴的双谋诡计着实让彼时的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1956年全国处于大冒进状态，1956年下半年又实施“反冒进”，教育部门1956年招生冒进，导致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压力很大。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大学，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和中专技校，五分之四的高小毕业生升不了初中。
湖北省教育厅于1957年4月10日向全省各中学下发通知表示今年升学率减低，弯转得急，要求学校、教师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回乡生产的决心。跳出“农门”吃皇粮的机会没了，这对无数家庭和学生来说，可不是一个“决心”就能解决的了的。
但是熟悉中共的都知道，这是“维稳”的节奏来了：下放矛盾，解决对矛盾不满的人。
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县第一中学女教师李穗在初三（4）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说了一句“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个把”， 提醒学生用功。
让李穗不可逆料的是，学生的最敏感神经被瞬间触动，教育体制内大鸣大放的热乎劲在学生们的胸口还远没有降温。学生们等不及下课，就去找教导副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学生对校领导口径不一的回答表示怀疑，提出要到县上查看文件。
“反右”开场第四天 学生上访酿祸根
6月12日下午，学生们情绪有些激动，喊着“我们要求升学”、“消灭城乡招生差距”、“扩大招生比例”等口号走出了校园，有的学生骑自行车到邮电局给县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通报消息，以求呼应。
县教育局和县人民委员会没有明确答复学生要求查看文件的诉求，学生们转而直奔县委会找县长。县兵役局局长自然是一套阶级斗争的说辞来应对学生：“不要被反革命利用了。”
当天，也是人民日报发表反右斗争号令《这是为什么》刚刚过去的第四天。少不更事的学生娃怎能知道大祸就此已经酿下了。
第五天，13日上午，依有数百名学生列队前往县政府，向县长韩茂林提出公布招生比例、全国统一招生、城乡招生比例一致的三点要求。韩茂林“无权决定升学指标”的解释被学生们认为是推卸责任。学生想进一步去省委讨个说法。
汉阳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一边劝阻学生，一边带着部分教师紧跟游行学生做说服工作。史料记载，据韩茂林本人回忆，在韩县长要求下，王建国做工作动员学生回校了，学生并没有过激行为。
但在学生返校路上，因还想找招生文件看，忍不住又进了县委会，当即被几个干部阻拦，双方纠纷不止并发生肢体冲突。一些基层干部调来了几百名工人和农民高喊“保卫县委”口号，挥拳打散了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们分析，在整个事件中，学生的行为一直比较克制，坊间流传学生捆绑殴打县长、推倒县委大院围墙、抢干部档案，应是中共阶级斗争报导手法、以讹传讹的渲染，同时也为中共下一步清算做准备。
一篇题为“1957，升学名额调整引发的反革命集团案”的微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但不排除一些情绪激动的学生乱翻文件、扔石子、辱骂殴打干部等情况发生；同时，一些或自发或受到指示而介入冲突的复员军人、工人、农民等，也可能在与学生对峙的过程中做出过激行为，激化了冲突。”
挑起群众斗群众，中共深谙此道。
定性“小匈牙利事件” 定罪“反革命暴乱”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在红色恐怖和红色威权统治下，若想使自己处于红潮运动的上游，“宁左勿右”是亏心但不亏命的选择。
对内，“反右”运动刚刚开幕；对外，“波匈事件”形势逼人。
13日晚，汉中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随即公安机关进驻了学校，15日，孝感专署和汉阳县委组成“汉阳事件”调查组进驻汉阳一中。17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了《汉阳县发生一次暴动性的中学生闹事事件》将事件定为“反革命利用学生不满情绪”，制造的“一次暴动性的学生闹事”。
汉中县委《关于一中暴乱事件考察工作总结报告》中“编写”道：“县委会、人委会、兵役局、邮电局4个机关被他们捣毁和扰乱了，损坏拿走了电话机2部、自行车4辆、大小办公用品406件、文娱用品58件，捆打机关干部29人、工人11人，张贴涂写反动标语474条，造成严重后果。”
7月2日，新华社又炮制了一份《汉阳县第一中学暴动事件详细情况》的报导。事件很快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在毛党魁的眼里，“鸣放和辩论者中，有人不满足于批评个别弊病，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发起了挑战！特别是武汉发生的规模不小的学生示威游行，竟呼喊出‘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规模小，性质却更加恶劣。匈牙利还没人喊‘欢迎法西斯’‘欢迎霍尔蒂’。”（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
爱眨眼睛竟被枪毙 哺乳期妇女依然被判刑
有“反革命集团”，才有“反革命暴乱”，有集团就有首犯、从犯，有反革命就有总后台。党的方针定了，剩下就好办了，对号入座便是了。
副校长王建国出身富民，有参加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历史问题，为此调查组将王建国定位为 “反革命集团”首犯。大揭发中，有个学生交代上街游行那会儿，曾向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65岁）讨开水喝，因杨焕尧是“民盟”成员，曾来过汉阳一中发展王建国入“民盟”，因此杨焕尧大限来临。
正此时，“民盟”中央已经揪出了“大右派”章罗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马哲民为“总后台”，这个“集团”就有了份量。工作组运用 “阶级分析”法，“确定”马哲民是事件的“总后台”。
《关于一中暴乱事件考察工作总结报告》中有关王建国的“犯罪行为”“罄竹难书”：“王犯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手段更加反动毒辣，物色拉拢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特嫌分子组成反革命集团，狂妄向党进攻，通过其集团骨干分子、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把持学校的领导大权，以钟毓文、邹振钜等具体掌握语文、数学、理化三个教研组，从各方面排斥打击党的领导，致使学校党支部工作完全陷于孤立状态。”
更为荒唐的是，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毓文在向王建国“使眼色”，宣布对钟隔离禁闭，继而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经过近三个月的“攻坚战”，9月6日，中共召开汉阳三级干部大会，宣布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三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关于三名死刑犯的意见，县法院曾有不同看法，即被贴上“右倾”标签不予采信，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北京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在被判处徒刑的师生中，有一位28岁正处于哺乳期的女老师，还有一位年仅16岁的高一同学。
炮制冤案只需三个月 悄悄平反却需三十年
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 “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要求对此案进行复查。6月28日，湖北省委让省政法委书记张思卿主持复查工作。
9月上旬，复查工作组调查了15个单位、走访了130多人，收到了大量群众材料。经反复认证，复查工作组得出结论：“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1986年元月上旬报中共北京，中共同意彻底平反。
怎么个“彻底”的平反呢？
中共湖北省委1986年1月27日《关于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通知》中明确指示：“考虑这一冤案是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造成的，对具体办案人员不宜再追究责任。平反工作中，要严防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挑唆煽动，要通过对‘汉阳事件’ 的平反，切实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当前要抓紧时间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现在不登报、广播，在处理好善后工作后，视情况再作适当安排。”
有人总结，这起冤案的制造只需两份文件、三个月，而平反却用去四份文件、三十年和难以计数的上访鸣冤。
结语：中国人心灵的“哭墙”
作家刘富道是当年汉阳中学学生、汉阳事件的亲历人、受害者，他在2012年问世的《汉阳事件》一书的前记“七年的写作让我的灵魂得以安宁”一文中写道：
“我来到土坡上时，看客已经不多了，眼前情景惨不忍睹。地上躺着的是我们年轻的校长、年轻的老师和一位65岁的无辜老人。年轻校长的长裤和鞋，已经被人脱走，双腿双脚赤裸着……杨老头站在台上时，一直不停地哆嗦，如果没有两位警员架着，早瘫倒在地上，这会儿一动不动地躺下了。”
“我不能在这里描述我当时看到的一切，那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我无数次想在头脑中抹去这段记忆，又做不到。上帝在设计人类大脑时，本应该装上一个Delete键，让人们可以随意删除不需要记忆的东西。”
透过纸背，我们触摸到了那备受煎熬的灵魂，几十年来无处话凄凉。《汉阳事件》一书的忠实读者达援朝女士表达，汉阳冤案是中国人心灵的“哭墙”。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