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煽动老百姓起来造国民党的反，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他万万不会料到的是，这句话如今也在共产党自己的身上应验了。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本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近万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随后，一些示威者冲进市政府大楼，扒光了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的上衣，给市长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并将搜出的许多名贵烟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在示威过程中，民众还掀翻了汽车，捣毁了市政府的办公电脑。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从南海工人罢工、广州新塘骚乱到乌坎村民维权，从厦门市民抵制PX专案的大规模集体“散步”、大连反对PX专案游行到广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烧厂运动，从几年前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市民抗议环境污染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直至今年的卡车司机罢工、深圳工人维权运动和大规模的老兵上访请愿，神州大地上的民间抗议风潮（即群体性突发事件）可谓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高发期。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密集高发的中国民间抗议风潮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数量增多、规模趋大。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间抗议风潮在中国一直呈急剧上升趋势，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注8）。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与此同时，风潮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
二是以维权事件为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维权事件约占当前民间抗议风潮的80%以上。因为参与的主体有别，抗争的物件和维权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其中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而工人则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维权内容，工人抗争则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维权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雇佣工人的主要要求是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的主要要求是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护国家财产不流失等。
三是泄愤事件占有相当比例。此类事件区别于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参与者无明确的集体利益诉求，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纯粹是为了表达和发泄对官府和社会的不满才卷入其中。其次，这类事件主要因偶然缘故引发，一般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映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当骚乱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再者，这类事件没有明确的组织动员者，政府找不到磋商物件。最后，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情绪失控，有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仅会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四是表现方式趋于激烈。近年来，暴力性、破坏性抗议风潮逐渐增长，参加者的行为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风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激烈甚至极端手段，如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人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五是组织程度高，由经济矛盾转向反暴政要人权。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抗议风潮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民间抗议风潮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它们中大多数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反暴政要人权的诉求越来越明确，如“反对独裁”、“惩治腐败”、“还我人权”等。
如果说合法性的丧失是一个政权发生统治危机的内部征兆，那么民间抗议风潮的密集高发则是发生这种危机的外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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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