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被称为李超人，他在全世界注目下，在香港多家媒体上刊登巨幅广告，把一千多年前中国唐朝宫廷政治灭绝人性的残酷历史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用来解释当前香港政治，说明了他具有超人的大智慧，使全世界看到今日香港问题的空前严重性。
李嘉诚广告“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出自一千三百多年前武则天与唐高宗所生的二子李贤，受生母逼害，于自杀之前所写下的绝命诗《黄台瓜辞》。李贤21岁时，他的哥哥李弘去世，李贤被立为第一皇位继承人，可是，他生母武则天也想继承皇位，处心积虑地要杀害亲生儿子，李贤写下了《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李贤以摘瓜人比喻亲生母亲，以不顾瓜蔓死活强行摘瓜，比喻武则天为篡夺皇位要残杀亲生儿子，希望母亲幡然醒悟。
对李嘉诚所说“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含义，已有多种解释。我的解释是，李嘉诚广告上的“黄台之瓜”看来有四个，是指当代中国和香港政治中的四个重要方针、政策和现象。
第一只“黄台之瓜”是指“改革开放”。1986年，邓小平接见李嘉诚前，李嘉诚就支持 大陆改革开放，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他在 大陆的投资总额就达500亿港元，香港回归后，又不断增加。2013年后，李嘉诚眼看改革开放正在变质，一反过去的做法，从中国大陆、香港撤出了1700亿资产。【注1】在香港、中国和全世界，第一个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瓜会被摘下、而把巨额资产从中国大陆移到欧洲的人，正是李嘉诚。近几年来， 大陆正在一步步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私有财产权不受法律保护，改革开放只是徒有虚名。从李嘉诚开始，港资、外资就像潮水一样撤离中国。
李嘉诚所说的第二只“黄台之瓜”，是在去年3月11日被摘下的，这一天，全国人大在象征性暴力——军队仪仗队进入大会会场的情况下，删除了《1982年宪法》中国家元首“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条文。
第三只瓜是香港“五十年不变”，邓小平在会见李嘉诚时说：“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近几年，香港正在快速发生“ 大陆化”，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一步步加强
3今年6月底，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记者会上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这是取消“五十年不变”的重要讯号。
《中英联合声明》除了第二条30多个字是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声明外，90%的文字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声明，余下的是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声明。附件一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更为详细的说明。第三条第12项是中国政府声明，对香港的这些政策“在五十年内不变”。在《中英联合声明》第八条中，中国政府自己承认，“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外交部至今未公开承认陆慷在6月底记者会上说话的错误。李嘉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第三只黄台之瓜将要摘下，发出了“何堪再摘”的呼声。
第四只“黄台之瓜”，就是“台海和平”。邓小平曾对《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Jim Novak说：“我对自己的四六开”。【注2】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李鹏非法地运用国家暴力的犯罪行为。改革开放、国家首脑“限任制”、“五十年不变”，“台海和平”，有助于中国发展。如今，改革开放已经变质、国家首脑“限任制”已被强行取消，一国两制正在被蚕食。
李嘉诚以刊登广告的方式，表达对香港前途的担忧，表达反对暴力，包括反对非法运用国家暴力的态度。
在有法制或实行法治的地区，暴力有两种分类法，按是否合法来分类，可以分为合法暴力和非法暴力。按照是否大规模系统性来分类，可以分为，个体分散性暴力与大规模系统性暴力。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一个垄断暴力的实体，合法暴力由国家通过政府来垄断。任何个人用暴力来伤害他人、抢劫、破坏他人和公共财富，都是法律不容许的行为。在历史上，专制独裁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往往会引发革命，这是另外的问题。
合法暴力的直接行使者是军队与警察。军队用于国防，是对付国外入侵者的，在特殊情况下用于对付大规模系统性暴力。警察用于维持国内治安，制止暴力。最近报道前律政司长说，目前的冲突，是社会治安问题多于国家统一安全问题，“有些人做很多事侮辱国旗、国徽，挑战中央主权，但这些都是小动作，不会真正影响香港安危。”【注3】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和大批武警，用来对付和平抗议，把和平抗议中发生的个体分散性暴力说成是大规模系统性暴力，用军队或大批武警来镇压，这就是政府行使了非法暴力，把人民当成了敌人。
从今年为悼念六四30周年以来的香港和平集会和其后反送中大游行，持续11周，香港人民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议的精神，为自由民主正义不屈不饶地奋斗，在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记录。期望2019年或以后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全体香港人民。谁决定要用暴力镇压这样善良的香港人民，谁就是“全人类公敌”
香港问题的解决办法，对香港市民和北京领导人，都要像李嘉诚所说的那样，要“以爱之义，止息怒愤”。爱中国、爱香港、爱人民，而不是爱崇拜、爱皇位、爱独裁，就不会非法动用国家的军事武警暴力和暴力威胁和平抗议的香港民众，也不会因万分之一的人的“分散性暴力”而实施紧急状态，不会军事管制，不会因取消新闻自由而导致“五十年未过一半”就大变。直到现在，香港的出路还掌握在北京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手里，一是北京要根据《基本法》第43条规定，在林郑已经不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情况下，北京要让这个行政长官自行决定是否辞职；二是北京要重申《基本法》第45条普选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纠正2014年8月31日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错误决定，废除实际上的官方候选人制度，把《基本法》第45条的普选条款，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实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有政府，不是为了镇压，而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宪法权利，为人民谋福利。否则，全世界都会看到的不只是林郑的无能，而且是北京的无能。
（写于Washington DC近郊，2019-8-18）————————————————————
【注1】《李嘉诚撤离中国为何撤的如此干净》2015年9月13日和讯网，又见2019年8月16日世界新闻网李嘉诚报道。
【注2】高皋：《后文革史》第1卷第198页，联经出版社，1992年。
【注3】《德国之声》中文网2019年8月18日报道。
——转自《纵览中国》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