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9月16日讯】美国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列入黑名单令其遭受重创，中共官方对此颇为不满。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核武扩散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 Ford）日前发表讲话，向美国盟友揭示川普（特朗普）总统决定制裁华为的内幕，主要有三大考量。
据《大纪元》报导，福特9月11日参加“有关敏感技术的多边行动”（MAST）的会议时表示，华为给美国带来的核心挑战并非是技术而是政治和地缘政治挑战。借此机会，他还向盟友解释了川普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背后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量。
考量一：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充当中共的执行工具
美国商务部在5月份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令中共炸了锅。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发文称，美国的举动是因为不想让华为引领5G网路技术，因而极力在世界范围内打压华为的发展。福特在11日的讲话中澄清，对美国来说，华为所带来的最重要挑战根本就不是技术挑战。
他说，首先要记住的是，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所带来的挑战最重要的并非是技术问题，“其核心（挑战）是政治和地缘政治挑战”。
他表示，尽管华为等中国公司是以私营企业的形式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运营，但他们并非是真正的私营公司，并非全部基于经济和商业原因做出决策。无论是实际执行上还是法律上，这些中国巨头公司都可以在某些重要方面或为了实现某些目的充当“国家的武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充当“中国共产党的武器”，因为中共国家机器就隶属于中国共产党。
福特说，不管其表面上是私企也好，其商业状态如何，所有的这些公司都受到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一个“深入的、无所不在的体制的制约”。这种控制不仅仅局限于在公司（中企和在中国的外企）的劳动力和管理结构中建立党支部，而且还包括一个由国家和政党可操纵的施压和激励措施。中共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必须在所有事务上与中共官员合作。中共的安全机构从不害羞使用这种强制性工具。在中国，由党操作的司法系统绝不会为任何党反对的人士提供有效法律帮助。
福特表示，总的来说，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不是“纯粹的私人行为者”，而是至少在最重要的时候充当中国共产党执行工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其作为赚钱的工具，而且也将其视为是实现党国议程和其战略目标的工具。”他说。
福特还解释，中共之所以大力支持中企在海外扩张，也是为了使其最终成为帮助中共在海外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他说，在国际业务中，华为等公司承担的项目由（中共）政府提供大量信贷和长期贷款补贴，中共国有银行给予宽裕的宽限期，以削弱（国际）竞争对手，更深入地渗入国外市场。显然，这不仅是为了商业和经济利益，更关键的是，这些公司要在海外扩张，以便作为中共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
福特说，记住这一切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些名义上的私营科技公司受压时，也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当局真的想让他们做事时，他们将几乎肯定会行动起来，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些公司必须被视为中共国有企业的等同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公司与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治理体系的不可分离性，使他们成为党的力量的推动者和工具。
因此，这些中国科技巨头已深深陷入中共在国内的压制体系及中共在全球日益武断的战略野心之中，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他们作为党的工具角色始于中国大陆，这些科技公司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独裁警察国家模式。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社会和政治控制依靠的是鼓动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批斗殴打老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召开公众自我批评会议、群体监禁等形式。福特表示，相比之下，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中共政权的社会监控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孔不入。其目标是打造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监控状态。”
福特认为，华为等被赋予中国“国家冠军企业”的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技术使得这个压迫性的警察国家成为可能。这些技术对中共打压异己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这些公司帮助了中共党国发展这些工具，它们正在与中国共产党当局合作，测试这些用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冷酷方法，并通过他们的外国参与，将这些技术出口，从而作为北京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扩大其自身镇压治理模式的一个关键部分。”他说。
几年前，中共官员开始越来越有兴趣将其独特的镇压性“操作系统”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以便和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式自由民主进行竞争甚至取代它们。中共将其称为是中国的“和谐世界”梦想，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推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宣称的“和谐社会”的模式。
目前，中共在寻求塑造一个与其专制模式相一致的世界，以获得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否决权。
福特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华为、腾讯、中兴、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科技公司“代表党国开发、打造和维护”统治中国的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共打造“技术推动的监控和社会控制”。
他表示，随着这些公司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产品和服务，与这种“中国模式”相关的安全和人权问题也随之出口。据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这些公司的客户。他们的技术能够推动这些国家对人民进行压制。
考量二：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
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带来了另外一层问题。
中共要求中国私营公司与军方分享他们通过创新、购买或盗窃获得的任何技术。中共在2015年宣布的新军民融合政策有效地要求所有私营中国公司为军队服务。这意味着与中国公司的业务不再只是业务。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那些在中国从事高科技领域业务的人正在提升北京的军事利益，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
福特说，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看，不幸的是，军民融合的意义十分明显。
“如果任何特定的技术以任何方式进入了中国，那里的官员就会认为，这对中国（共）军队和国家安全可能会有用，当下北京正在为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做准备。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将被用于实现这些目的。”他说。
福特表示，就这些中国科技巨头而言，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它们不仅仅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侵犯人权，向海外出口镇压治理模式，中共的“军民融合”也意味着外国公司很难，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既能与中国科技产业接触，又不助长中共获得发展武装力量的尖端技术。
这些武装力量的扩大本身与中国共产党将当前的全球秩序重塑为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议程密切相关。基于这个原因，华为等技术巨头的参与必然会为这一议程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
华为还是北京正在进行的军民融合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旨在向中共军方提供后者所希望的所有技术。根据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的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在2018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联想等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已被用于研究、生产和修复中共军队的武器和装备。
这些公司还为中共的军事工业提供电子、航空航天、造船和武器等领域的支持服务。这些都恰巧是军民融合所瞄准的关键领域，目的是加强中共国防科技部门的核心竞争力。
中共的军民融合凸显了政府、军事现代化国家战略以及正在执行和使这些战略取得成功的科技公司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离。
福特说，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公司也为自己的政府生产军事装备，但这些公司并未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战略命令，要求他们在国外寻求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技术，以便将其转用于军事项目。在外国的公司也不被法律去要求这样做。事实上，将民用技术转为军用，将会违反发达国家管理战略技术贸易相关的终端用户基本承诺。
考量三：中国公司无力向中共说“不”
福特说，我们都应该担心与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合作的一个原因是：一方面，这些公司出口一种与我们的民主价值相悖的压制性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这些公司被中国（共）用来推进其军事现代化计划，这与我们共同分享的安全利益相反。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公司参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镇压和其全球议程的程度是没有选择的。
华为、腾讯、中兴通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如果被中共官员要求提供帮助，比如获取外国技术、访问外国网路、获取外国商业交易对手的有用信息、窥视外国商业模式等，这些公司没有任何能力向中国共产党说“不”。
事实上，《国家情报法》、《网路安全法》等多项中国法律要求公司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机构合作。因此，如果一个中国科技巨头可以访问你的技术，你的信息，或你的网路，一旦中国共产党要求合作，该公司可以给出的唯一答案是“Yes”。不幸的是，这是在这个警察国家（现代中国）的一个事实。相比之下，如果美国政府要求谷歌或脸书提供他们用户的信息，我们几乎肯定会受到法律诉讼的挑战，因为我们尊重隐私和法治。
福特说，华为、中兴等公司与国家安全官僚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均有记录。仅拿华为来说，该公司与中共军队、国安部和中共国有企业的军事研究机构都有合作关系。但华为隐瞒这些关系，并拒绝承认其员工支持与这些机构所进行的联合研究项目。
比如，吴江公安利用华为820移动警务终端自2016年以来对逾45万名中国市民、8万多辆汽车进行了监察，发现并处理了100多名他们所称的“非法人员”。华为等科技公司因此被用来加强政府的监督工作。
福特说，美国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实施受制于我们的国会以及我们独立的司法机构的独立监督，这确保了全面的网路保护和多层次的监督。但在中国却大相径庭。
中共的系统性技术获取和转移战略体现了中共政府与其公司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涉及到今天我们所有人面临挑战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司滥用技术贸易，帮助中共政府在军民融合下为军队开发军事装备，提供技术来使中共能够加强其现代监控。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早在2013年，一家华为子公司向中共军队总参谋部、北京军区、国家安全部以及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提供技术。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令人震惊。
华为还与一些涉及军事生产的国有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如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719研究所”。事实上，中共的“军民融合”文件特别赞赏了华为的5G工作支持中共推动发展军事工业能力。该文件还提到了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的贡献。
（责任编辑：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