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发源于梧桐山的深圳河，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的“柏林墙”。 对于数百万渴望自由的人们来说，那里是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
大陆50年代以后的各种政治迫害，包括屠杀、饥饿与贫穷，使民众不得不想方设法逃离，当时香港几乎成了最近的一处“天堂”。
逃亡途中，不仅有悬崖、鲨鱼与洪水，还有边防军机枪扫射和警犬，等待失败者的，是死亡、是酷刑，或者监狱。30年间，曾经有200多万人成功偷渡，而死于偷渡的人数远远高出这一数字。
能闯过去的，就成为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香港人。
马思聪逃亡香港
1966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马思聪和十几位艺术家，受尽红卫兵的凌辱与摧残。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带着他那把名贵的小提琴，历经艰险，举家偷渡到了香港，此事轰动了全世界。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摘下来，扔进了波涛翻滚的大海。1968年，马思聪被中共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马思聪说：“‘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马思聪逃走后，留在大陆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两个侄子分别被判处12年和7年徒刑，一个侄子被打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
1985年，中共给马思聪“平反”，屡次邀请他回大陆，被马思聪回绝。马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舍命逃亡的知青
当时对偷渡香港者，中共以“叛国投敌”论处，不仅公安抓捕，如果边防士兵喝令不止，甚至可以开枪击毙，许多偷渡者被枪杀在滩涂上及山里。逃亡失败，就会被毒打、批斗、劳教劳改，被枪毙、饿死、迫害致死、自杀的非常多，而葬身鱼腹的更是难以数记。
1972至1974年为中国知青大逃港的巅峰期。在广州，人们把偷渡叫做“督卒”或“起锚”。据参与者回忆，广州全市每所中学都有知青逃港，平均每个班级至少六七个人。而大多数起锚者都不是一次能成功的。“落格”（坐牢）两三次很正常。
广州培英中学68级高三学生吴某，曾因偷渡失败坐过“竹牢”，用刀片般锋利的竹子做成的仅一人宽窄的笼子，让人站进去，累了想蹲下，就会被竹片刮得遍体鳞伤。
顺德还设置水牢关押偷渡者，偷渡的妇女过海时长期浸泡在海水中导致终身不育，被抓回来，还要泡在水牢里继续遭罪。
一名逃港知青回忆：“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平洲岛上岸……警察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个钟头。——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剩得个上半身，下半身已经被鱼吃了。周围海水‘红扑扑’。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船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咬断脚后流血死的……”
尽管如此，也不能阻断逃港者的意志与决心。一个知青逃港者偷渡了六次都被抓住，到第七次，民兵不好意思再抓了，最后他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华山望亲
1962年5月5日～25日，仅20天广东省就有30万饥民逃港。港英政府不得不采取遣返行动。饥民们白天化整为零入境，夜晚集体潜入市区，都挤在香港新界。5月21日的那场暴雨，使深圳河面上浮满了偷渡者们的尸体，九死一生的饥民面临着港府的遣送。
关键时刻，港人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与爱心。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发起“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给边境的逃港者送衣、送食、送水。各大港媒一致向港府表达抗议，督促港府采取人道主义行动。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的华山，当时尚未开发，集结有约3万逃港者。男女老幼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虫叮蚊咬，饥饿难耐，失散者呼儿唤女，声音凄厉。
香港市民得知后，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前后十几万人次带着救济物资和药品奔赴华山，还有人想尽办法，把越境者带下山，藏匿起来。香港新闻界做了追踪报导。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上千名警察为之动容，消极抵抗命令。
港英政府再次下达严令，要求将越境者收容遣返。而在收容所外面露天睡着三四千港民，要求放人。5月22日，当载满逃港者的遣返车辆从收容站驶出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夹道边突然有人躺在马路中间，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绵延数公里的路上，上万香港的市民截住了警车，人们趁机将车上的人拉下车，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闯过来，你就是香港人
港英当局在压力下，改变了做法，着手给逃港者建设安置区。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 “每层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个，每间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楼中间设有男女浴室、厕所和公众水喉。每月租金仅十四元。”
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香港调景岭难民营。九龙调景岭难民营建于1950年，港英政府用于正式接济大陆难民的地方，居住者经香港社会局登记，1950年6月，难民人数达7千人。到了60年代，人数发展到3万多人。
50年代资本家、右派、地主精英、国民党将领逃港的比较多，人员素质高，调景岭难民营组织自治办公室，建立保甲制度，全营秩序井然。
1962年大逃港事件后，来港的大陆人越来越多，港人纷纷主张引进加工业，开始解决逃港人的就业问题。
50年代和70年代（1974年之前），港英政府对逃港者实施抵垒政策，即逃港者抵达香港地界，即属于香港人，给予合法身份，很多的知青逃港者因此获得正式的香港居民身份。也就是说，只要你能从大陆闯过来，就承认你是香港人！
国际紧急救援
1962年5月22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逃港难胞，先拨食米一千吨捐赠，然后依自愿原则接济来台。6、7月间，从香港先后发出两批“愿意赴台的大陆难民”到台湾。对于逃港者，港九难民委员会给每名发放救济金70港元，救委会则赠送服装给他们。
5月下旬，美国政府提议，在世界范围内给予中国逃港者人道主义援助，呼吁澳洲、加拿大等地广人稀的国家尽可能接受难民。
6月份，加拿大开始接受对留港难民移居申请，澳洲民间也表示愿意为逃港者开办农场。
这期间，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边界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
大陆逃港饥民，后来大部分留在了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再由这些国家转至巴西、牙买加等国。
中共丑化香港，欺骗内地民众
中共一开始把逃港定为叛国罪，没多大效果后，又采取“思想教育”，就是骗和离间。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揭发检举。大唱红歌、学毛着，演街头剧、样板戏，污蔑香港是“资本主义的纸醉金迷”。
剧团演员欧阳东说，街头剧演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后来人们了解到，香港的生活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水深火热”，生活质量比内地高出许多倍。60、70年代，内地许多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而香港居民就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了。欧阳先生说，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港了，他们剧团一个不剩。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记者，随着逃港的民众，前往香港九龙。但此记者在香港看到，香港经济高速发展，香港人文明、富裕和富有同情心，并不是中共抹黑宣传的那样的。
逃港作家倪匡：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
英联邦港英政府下的香港式民主与自由，虽然有别于总统制的美国民主，但普世价值的人权在这里没有丝毫的折扣，人人生而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香港是冒险家的天堂，也是智慧与勤奋者的港湾。
上世纪末的香港富豪排行榜前100名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也是一位逃港者。
1955～1956年冬，20岁的倪匡在内蒙保安沼机耕农场一次运煤途中，与另外几名士兵把一条木桥拆下来生火取暖，结果被安上了“反革命罪”，遭隔离审查数月。后来他偷偷饲养的一只狼狗把大队长咬伤了，两罪并罚，倪匡将面临长期监禁。
1956年5月中旬，倪匡连夜乘火车经齐齐哈尔到达大连，再乘船往上海，再南逃，途中多次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充饥，三个月后，他到达广州，1957年7月，他经澳门成功偷渡到香港。
从九龙偷偷上岸的第二天，倪匡就到政府部门填表，领到身份证，正式成了香港公民，然后他在一家染厂工作。倪匡自小喜欢看书，熟读《孟子》。1957年底，他在香港《工商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活埋》，讲述土改中一位地主婆抱着孙子被活埋的故事。他几个小时写的小说，得到了90块稿费，相当于他在染厂一个月的收入。
一鸣惊人的倪匡，在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开始全职写作，成为当时最多产的作家，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
2006年9月，在一个座谈会上，倪匡表示，自己亲身经历过中共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非常恐怖。
2019年4月7日，在港台“时代的记录—铿锵说”节目中，倪匡接受采访，谈及他的科幻小说《追龙》时，倪匡说，故事中，东方有一个城市将会灭亡，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因其优点尽失。倪匡坦言，这个故事中的城市，就是失去自由的香港。
倪匡访谈仅两个月后，香港人就开始了旷世纪的捍卫自由大游行。当年闯过去，就是香港人！相信如今的香港人，也一定能够闯过去！
参考资料：
陈秉安：《大逃港》
《记忆》93期：知青逃港专辑
黄东汉：《起锚》
费良勇：七波大逃港 中共炮制《人间地狱──香港》
吴怿等：《逃港知青艰辛往事》，南方都市报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