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当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发起一项“给社会主义一张人性面孔”的自由计划时，让他在莫斯科的苏联老大哥大感震惊，最终把坦克驶进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引爆举世震撼的“布拉格之春”镇压行动。
这个源自于布拉格的自由计划，并非试图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是希望它可以成为更自由、更现代和更高度人道的社会。然而，莫斯科方面并不这么认为，莫斯科把发生在捷克的自由计划视为一种病毒，担心它会散布到其他华沙公约国家。
逾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2019年的香港———那里的人民走上街头也未企图推翻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只是争取选举、结社的自由与权利，确保维护香港公民社会制度。但北京方面不这么认为，中共担心香港抗争会成为一种政治传染病，影响习近平政权的中国统一强国梦。
尽管北京方面对这一波香港因为反送中引发的一系列抗争事件，迄今保持高度审慎克制立场，但在以法治为名的大伞下，北京对香港下手越来越重，示意香港警方大肆拘捕外，并默许香港特区政府启动52年来均未使用过的《紧急法》订立了“禁止蒙面法”。香港行政首长林郑月娥称，启动《紧急法》不代表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但香港今夏以来进入日益恶化的不安情势，却是全球有目共睹。
一场由200万香港社会各阶层和背景人士展开的和平示威事件，为何会发展成为必须出动荷枪实弹的警察维安的局面？并在此刻引用英国在殖民香港时代于1922年颁布具强烈争议性的《紧急法》，这个当年镇压香港海员大罢工赋与港督的紧急权力，尔后仅在1967年香港“六七暴动”时启用过。这项《紧急法》因为赋与港府过大权力，长久以来备受争议，英国固然是该法的始作俑者，但在离开香港22年后，对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此时竟然搬出此一港英殖民时期的厉法对付一起由和平示威开始的事件，英国朝野莫不感到巨大震惊。
令人更关切的是对通讯、出版、入出境、拘捕、羁押和驱逐出境可采取行动的《紧急法》非现阶段港府权限的终点。 《公安条例》可让港府宣布香港进入戒严；《基本法》则允许港府要求中国政府直接介入香港。港府如今祭出了《紧急法》无异于打开了准备动用这一连串终极手段的大门，为其他两法铺路。若真如此，香港抗争将被迫走上一条不归路。
2019年10月9日香港抗议者举着“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的旗帜。（美联社）
从现状观察，港府正把香港推向一条与中国渐行渐远的道路。更甚者，香港这一波的抗争并逐渐扩展到香港之外，声援香港和香港人的声浪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此起彼落，香港俨然已成为与当代极权体制对抗的代表，一如香港歌手何韵诗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所称，香港抗争是“捍卫全球普世价值的一场战争”，需要国际社会与香港并肩。
港府引用《紧急法》制定“禁止蒙面法”后的那个周末，我们看到更多香港人戴着口罩走上街头示威─——这些行走在雨中的香港人，他们没有武器，只有不服从的态度。
50年前，在布拉格，那些走上街头响应“给社会主义一张人性面孔”的群众，面对莫斯科当局的镇压，也没有武器，只有不服从的态度。布拉格之春让捷克付出惨重代价，但他们争取自由和改变的勇气让人们更加看清共产党政权的本质，埋下后来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种子。
历史像一面镜子，今天的香港站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上。若北京到现在还认为透过严刑厉法可以压制香港抗争，或以应港府要求为由直接介入香港镇压，香港这股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