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场传染病，我们试图检视人类遭逢瘟疫的一些历史经验，期盼能省思今日的处境。
最近网上广传一篇东北大鼠疫，发生在清朝末年宣统二年冬季，也就是1910年。当时鼠疫从俄罗斯传入东北，疫情严重，许多家庭全员病死，横尸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染病死亡。不过当时晚清政府没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维稳、处罚“妖言惑众者”这些项目上，而是尽其所能，派出当时能找到最好的专家前往疫区，试图控制疫情。
当时在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极力推荐下，清朝任命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为防疫总医官，赴哈尔滨调查，在进行中国首例有记载的解剖死者后，发现“鼠疫杆菌”，确认这起在中国爆发的神秘疫情是肺鼠疫。
伍连德严格管控传染源、将患者隔离治疗，挑战死者入土为安的传统，将病死遗体集中火化。同时管控哈尔滨对外交通，将疑似个案安置在隔离区每天测量体温。严令前线医护、士兵配戴口罩，当时伍连德发明“伍氏口罩”，利用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制作简易口罩。并且进行大范围的消毒。
清末成功控制东北大鼠疫
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未封锁消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并且完全信任伍连德，对于伍连德提出的焚尸建议所引发的社会哗然，他力排众议上书陈情，最终获得一道圣旨，助伍连德“奉旨焚尸”。
台湾中原大学教授皮国立说，伍连德将西方的防疫观念和方法首度引进中国，终于在4个月内成功控制疫情。
不过，在1917年鼠疫又卷土重来，隔年1918年中国更历经了一场大流感。那是1918年肆虐全球的大流感，因为当时西班牙的疫情最为严重，所以称为西班牙大流感。从1918年春天到1920年的春季之间爆发了三次，造成全世界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估计5千万到1亿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
中国1918年挺过肆虐全球的大流感
皮国立教授说，由于京、津地区在上半年已经经过肺鼠疫的洗礼，整个防疫机制与政府的动员能力比较规范，也可能是京、津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所以政府官员比南方官员更为积极。而在南方则有慈善团体雇医师组医疗队防控疫情，大流感最后终于消散。
中国在一百年前历经东北鼠疫、大流感，以至于2003年的非典和如今的新冠肺炎，传染病随时可能再来。
皮国立提到美国作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瘟疫与人》的书中说，当微生物跟人交战时，微生物不是要把人杀死，如果人死了，微生物也会灭亡。所有传染病爆发都是因为人群拥挤，或者因竞争资源食物不足，人们食用野生动物。现在很多传染病都跟野生动物有关。古人因为没有能力去杀捕动物，大多食用果子植物，但当人们开始畜牧，很多传染病随之而来，所以一旦爆发传染病，立刻断绝人与人的接触是有效的手段。他说麦克尼尔的书也让人们发觉，原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只有战争，还有瘟疫，瘟疫有时候会摧毁一个帝国。
瘟疫可能摧毁帝国 对统治者是很大危机
瘟疫对统治者是很大的危机，皮国立说元朝有几个皇帝就可能死于鼠疫，清朝康熙则是感染过天花，天花爆发时，京城立刻实施宵禁，管理人员活动。皮国立说当发现疫情，透明开放的资讯和及时处理对于控制疫情十分重要。
2013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讲述明朝末年瘟疫流行，明朝的军队失去战斗力，将军孙传庭起用民间郎中吴有性，吴有性大胆提出疠气致病学说，对抗瘟疫。他写的《瘟疫论》开启了中医探讨传染病研究的先河。《大明劫》描述了明朝末年的腐败堕落，以及大瘟疫带来的末日恐慌，后来明朝灭亡，有人以此电影来”借古讽今”。
中国朝代的崩溃经常和大疫病有关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祝平一说，历史上记载过“疫”或“大疫”的情形，古时已注意到全家感染的现象，但当时没有传染的概念。主要是道教里所谓“承负”的说法，意即“前人有过失由后人承受其责、前人有负于后人则后人无辜受过”，认为瘟疫出现是因为祖先有罪过。疫病一旦发生，施药、求神是普遍的作法。由于疫病影响民间经济活动，地方仕绅比较积极处理。在东汉晚期、三国初期和明朝末年，朝代的崩溃通常和疫病有关，天灾人祸经常一并发生。因战争引起人畜死亡，造成卫生不良，而引起疫病爆发的情形，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疫病常常跟着饥荒和战乱在一起。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明清史和医疗史的邱仲麟说，古代若在京城出现传染病，有些皇帝会下令施药，但不一定能对症下药，只能针对疾病的症状开药方，或对于死者发放棺材。古代没有现代严谨的防疫观念，有时连病根都找不到，无法检测病毒和细菌，老百姓一旦感染几乎就是等死，特别是像鼠疫这种急性的传染病，甚至可能全家死光。
医学发达的今日，疫病依然凶猛顽强，最近一名武汉医师谈到目睹肺炎病患死亡时，流泪说这种病真的就是瘟疫，病人要是自己过不来，真的就是命，但是身为医师总想能做些什么。
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场传染病，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学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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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电台／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