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4月01日讯】《有冇搞错》。3月31日。
3月27日，湖北和江西两省的警察，在长江大桥上发生冲突，而且还引发了上万湖北民众冲到大桥上支援。这个事件引起很多关注。
事件发生的地点，在湖北黄冈市下属的黄梅县，和江西九江市，两地只隔一条长江，上面那座桥，是安九大桥。京九线铁路，就是北京到香港九龙的铁路，从这座大桥上跨过长江。
长江在这一段，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江北的黄冈，出过李先念、林彪、董必武这些中共元老，过了桥到江南，直接就是九江的柴桑。柴桑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是三国赤壁之战，当时东吴大军抵抗曹操，大军主要屯在柴桑，孙权就在这里看着。
著名的赤壁，就在江北岸。30年前，当地人在江边沙滩和泥地中，有时还能挖出很多古兵器。
大陆有句话，可能很多人听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其实还有下半句：“三个湖北佬，比不过一个九江老表”。这意思是，湖北人很聪明，不过江西九江人，九江人更聪明。
九江也是个很有历史的城市，旁边就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本来是第二的，五十年代以后洞庭湖急剧缩小，成了第一了。在明清时期，九江是中国的商业大城，地位非常重要，可能仅次于扬州和南京。因为两湖和江西的农产品和手工品，都通过这里云集，然后去江浙一带，或者通过运河或海路北上。
后来中国修铁路，京广线通过武汉，武汉变成了九省通衢重镇，九江反而衰落了，只剩下鄱阳湖和庐山。
黄冈和九江，两个地方都是文化古城。这次打起来，原因很简单。这次疫情湖北是重灾区，武汉和黄冈是核心灾区。3月25日湖北省解封，湖北人可以出去了。但疫情其实并没有解除。当局的办法，是每个人建立了所谓“健康码”，其实就是一个电子数据的健康证，如果证明没问题，就给出一个绿色标志。
黄冈市的黄梅县，距离黄冈很远，但过桥到九江却比较近。解封之后，大批当地人要出去打工，所以那些持绿色健康码的市民，希望到九江搭火车。但九江方面却不放心，尤其不放心湖北的健康绿码。九江警察在大桥上设卡检查，不但量体温，还要填表格，非常麻烦，当然意思就是不让湖北人通过。湖北人只能在桥上排队。3月27日，九江警察突然停止让湖北人过境了，自行封关，而且和湖北方面的警察争吵，打起来了，最后九江警察拘捕湖北警察。事情就这样闹起来了。
最后，事情闹到中央，两省协商，最后九江让步，开关放行。
《人民日报》，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写了文章，说“湖北加油”不能只是在嘴上说说，“在湖北人民返岗时，同样应展现出和睦信诚的融洽关系，原因很简单，湖北人民是我们的同胞！”
这个中央精神不强硬，没有坚决贯彻、严格执行之类的话，显示中央没有“精神”，所以《人民日报》写了和稀泥的文章。
但实际上，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对待湖北人民同胞，其实严厉得多。在北京工作的湖北人有几十万，中国新年放假，正好都被封在家乡，回不了北京。解封之后，他们要回去，必须先经过审批，批准之后，在北京要隔离14天。
这还是在所谓中直机关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如果是私营企业，谁去审批你？湖北飞机，不仅是武汉，而是湖北，不能直飞北京。所有的酒店旅馆，湖北人根本不能入住。有在河北打工的湖北人要去东北，结果不让上火车，因为车要经过北京。
最好笑的，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湖北人，中国新年根本没有离开过北京。但他租的房子到期了，结果根本找不到新租房，所有的房主一看他是湖北人，马上就拒绝，而且告诉他政府有严厉的命令，不能租给湖北人。
这个事不仅在北京，其它地方也一样，河南信阳直接堵住高速公路，要过去的湖北人，必须测体温、填表。在安徽、河南其它交界的地方，几个省干脆直接封关，湖北人不能过去。在广州打工的湖北人，租不到房子，刚来的要隔离。
上海也是一样的，所有从湖北来的人，必须隔离14天。
一班湖北飞青岛的飞机，机上一百多湖北乘客，一下飞机就被强行带到一个集中隔离地点，要隔离14天，每人每天250元人民币住费，150元餐费，一天400，14天总共5,600元，全部要自费。
问题在于，湖北省不是已经有健康绿码了吗？《人民日报》不是说，要展现“和睦诚信的融洽关系”吗？
所有的关键，是没人相信湖北的健康绿码。
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首都咸阳，南门广场上人来人往。突然有官吏来了，立起来一根木头，说谁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给他10两金。大家都觉得好笑，不可能，木头也不大，搬过去并不难，怎么可能会给十两金呢？所以没有人动，大家只在旁边看热闹。结果官吏提高交个，说谁把木头扛过去，给50两金，涨了5倍。
大家议论纷纷，谁都没有去动。最后有位失业人士看了，觉得反正没有损失，试一下吧。他把木头扛到了北门，结果，政府官吏立即发给他50两金。
其实中国是个缺金的国家，那时候的金，应该其实是铜。不过铜也极为贵重，也是贵金属，用来做钱的。
这个故事很有名，就是商鞅变法的“南门立木”的故事。商鞅通过这件事，要做的其实就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后来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秦国开始强大。当然，商鞅变法是非对错有很多争议，但无论如何，信任、信用，是政府最重要的治理资源。
如果没有信任，任何政府措施，其实都无法实行下去。
而且，所有的规则、法律、法条、规定、法例，所有政府和民众的约定，当局都必须首先自己严格执行，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的信任核心是政府，不是强迫别人信政府，而是政府首先要取信于民。
这个道理，其实中国人3,000年前就很明白了。周文王做周易八卦，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其后仁义礼智信，才有后来中华文化。
但中共不明白。从五十年代，一直失信到现在。江西、河南、安徽、上海、广东不信湖北政府，其实他们又何尝会信北京、会信中央？他们相互之间其实谁都不信。如果利益大到一定程度，而损害比较小的时候，大家都假装相信，但如果没有利益，或者损害太大，比如这种疫情，和自己性命交关的时候，当然就不会相信了。
另一方面，假装相信，但却要留有随时应变的方法，知道你骗我，我假装相信，但我也做好准备，一旦情况变化的时候我随时应付。在中国经商和从政，这个成了基本功。基本上就是完完整整的一个厚黑学。
在美国，中国人特别占便宜。各种以信任为条件的事情，中国人都容易蒙混过关，而且嘲笑美国人笨、蠢。比如到法院发誓。以前认识一个中国人，法官让他按着《圣经》发誓，他做了，之后法官问他信基督教吗？才发现他其实不信，法官于是要求他握着自己戴的玉菩萨发誓。
中国人在海外骗社会福利，骗医疗补贴，骗廉价住房，简直是轻而易举手到擒来，而且没有任何道德负担。“谁让你不骗呢？骗不到是你蠢啊。”这个人和我说的时候大笑不止，觉得美国法官怎么这么天真、幼稚，根本就是愚蠢。发誓的东西，怎么能够做得准呢？
应该说，说假话骗人的，世界各国都有，各个民族都有。但一般来说，社会精英阶层，上流社会耻于此道。但在海外，行骗的中国人多有博士硕士学位，大批腰缠万贯的富人。
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以前采访过东南亚华侨富商，他说华人做生意很容易，交易成本低，一个电话，千里外上百万的货就发出来了，不用签合约，不用律师费，又快又省。所以东南亚华商经济圈发达。
我在美国有一个邻居，是福建去的华人，开餐馆的。闲聊的时候，他说起在美国也做些生意，或者合伙买卖什么的，他说很简单，大家基本谈妥之后，不管是资金还是货物，都马上调动起来。也没有合同。当然也都是华人。
我问他，你在中国也这样做生意吗？他回答，中国不行，肯定被骗。
我奇怪了，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到了美国，就开始守规矩了，就开始讲起信用了呢？其实原因有很多，但信用也就是信任，深入制度和文化，是最重要的，其次，社会上流阶层，包括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取信于民，取信于人。
这个信任，对政府来说特别重要。《贞观政要》里面记载说，有一次一个人和唐太宗说，治国最重要的，是亲近诚信的君子，远离奸佞的小人。太宗问，我怎么能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这人说，你可以对一个事情假装发表错误的看法，观察他的反应。太宗说，你说的有道理，但信任对我来说更重要，所以我不能采用你的方法。
中共大概是一个反的典型。从五十年代，一次一次失信于民，一次一次新承诺，一次次又失信，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遂才有当今的“天下无信”的局面。中共唯一相信赢者通吃的哲学，只要能获得利益，什么手段都不重要。这种政权，注定无法持久。
就算你是黑社会，没有信，没有义气，你又能混多久呢？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